接受《瞭望》 周刊采访的两位权威人士谈到反腐倡廉必备的三个举措： 教育、制度、监督。北京大学教授李成言认为加强教育是解决腐败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则认为教育是“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的基础”。两位教授的表述不尽相同，但无疑都在强调教育对于反腐倡廉的重要性。
在解决腐败问题上，不少人怀疑正面教育对于反腐倡廉的实际效果，也有不少人认为在共产主义已经证明是一个失败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今天，再搞什么“理想信念教育”并不切合时宜，但是多数人并不怀疑传统道德教育的正当性。华文报纸《世界日报》评论家孟玄表示，只要人们羞耻之心未泯，对社会成员的传统道德教育就总能起一些作用：
“因为人不管怎么讲总还是有一点羞耻之心了。除非是社会真的是完全很乱、很乱的情况下，就是完完全全是一个道德沦丧，那个的话，教育甚至是一个反作用。你比如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不停的提倡灭私立公，但事实上大家看到社会的状况是另外一回事的话，那你的教育当然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否则，中国几千年整个的历史很强调道德教育的，对不对？那你说有没有效果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也不可能提倡反道德教育，就是说大家不在乎道德了，这是不可能的。”
谈到预防腐败的制度问题，孟玄说，制度很重要，但是在中国社会，“机巧”之人总是有办法规避制度：
“制度是从来要做的。像台湾也有财产申报的制度的。可是你说执行的效果有多好？确实是难说。因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用老子的说法就是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你防范有的时候是不慎其防，但你不防又不行。所以，你就拼命地制造出很多新的法律，比如说不能有二奶，财产都要查，孩子到外面读书钱怎么来？ 这么去追查，但是老实讲这些是对付中国人的机巧。洋人当然也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第一他们的社会没那么坏，老实讲就是人心没那么坏。因为它宗教的力量比较强一点。这是本质上的基础；第二，它的社会没有那么多动荡，没有那么大的动荡。中国这个社会是60年来两个大震荡。一个是不要传统的道德，那个时候当时是指没有钱的问题是权的问题的腐败；第二个是在钱的力量，那个钱的力量有的时候比权的力量更厉害。”
另一位中国事务评论家刘念春说，中共历来强调理想信念教育，但是中共官员的腐败好像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收敛：
“那种教育实践证明不起作用。它一直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延续下来，用这种方式解决党内腐败的问题。可是到最后它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而且它越是这么做，它腐败越深。贪污的钱，查出一个，只要是官比较大的都是上亿，像铁道部长刘志军，光山西一个女的给他贿赂的钱就20亿，还有没查出来的。像陈希同被捕的时候，他不就说那句话‘枪毙我，那我前面那14个人都得枪毙。因为我所有的一切这种贪污行为，他们也都有’。如果没有法律制裁的话，这个权力腐败就断不了根。共产党的权力不受制约，不受监督，那它的腐败根除不了。”
刘念春对官员申报个人财产制度的动议得不到实行表示不解：
“公布那些官员的财产讨论可能有20多年了，到最后也没落实。在任何一个国家，公布官员的财产是应该的，而且是必要的。这不会成什么问题。在中国公布官员财产成为一个大问题。他的财产不敢公布。把财产一公布，他那些非法所得全都暴露出来了。”
中国监察部部长马馼在两会期间对央视记者表示“将为官员财产申报和社会管理建立基础的制度支撑。”但愿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久就能在中国实行。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