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说，中共中央17届3中全会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中国未来的农村改革确立方向。

中国农村的改革开始于三十年前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包产到户”。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9月30日专程在安徽考察时表示，“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报道认为，胡锦涛的讲话为即将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定下了基调，可能会有突破性的政策出台。虽然近年来，中国中央政府对农业的投入持续加大，连续出台了五个“一号文件”，扶持农业的政策也陆续出台，但中国的“三农”问题却仍然非常严重。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在中国，土地公有的体制是妨碍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中国的问题是公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中国好几十年，认为土地可以给农民一个最后的担保。但是现在看起来并不是如此，因为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土地交换的时候，农民没有发言权。大部分农民在集体出卖土地的时候得不到足够的补偿，所以他的利益受到了很大伤害。胡锦涛开拓土地流转的渠道，但是开拓了这个渠道是不是有公平？农民会不会受剥削？这个问题，我觉得恐怕私有化是一条路。”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农业问题专家陆学艺在最近发表的《新一轮农村改革为什么难》文章中也提出了与茅于轼相同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限制了农村的发展。而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党国英则认为，中国农村改革的突破口在于土地、户口和金融，而土地制度改革至为关键。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在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日益加大。农业部部长孙政才今年8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情况》的报告指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已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也就是说，农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比城镇居民少了9600多元，为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黑龙江省经济学者廖诚则认为，中国的农村改革不应只局限于土地，而国有垄断经济对于农业产品的长期不等价交换的问题更加突出：

“在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权贵垄断、极权垄断、寡头垄断可以使商品不能够等价交换，而且是差价交换，农民的根本出路还不在于土地本身。国有企业、电力电信、铁路、航空、医疗教育都基本被权贵垄断，他以限量发放许可证，抬高就业门槛，使一些垄断行业可以任意抬价，任意增加成本来（剥夺）非垄断业、个体业和农民。农民无形当中应得的回报就少了。”

茅于轼进一步分析认为，中国农村改革中的土地使用机制，应该包括效率和公平两方面：

“从效率说，就是土地要流转到能发挥效率最大的人的手里。所谓公平就是农民应该得到收入。现在是两个问题都达不到。对我们这个国家，农业用地就是这么一个不明不白的产业结构，所以造成了很多障碍。全世界的土地，土地象中国这样扭曲性的土地制度是不多的，绕来绕去全是一个‘公’字在那里作梗。”

据中国媒体的报道，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有可能会延长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年限，将土地承包期从30年延长到70年，同时允许土地以“多种形式流转”。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领导层关于改革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机制的具体政策是什么还不明朗。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