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官方的《经济参考报》星期一的一篇文章说，面对“无地农民”群体可能构成的潜在社会隐患，基层官员建议应该提前谋划对策。

报道援引安徽省阜阳市市长孙云飞的分析说，“无地农民工”的存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部分无地农民是计划外超生人口，他们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未能分到集体土地，还有一部分是农村土地30年不动政策实施后的新生儿。“无地农民”长大成人外出务工，就成了“无地农民工”。目前，“无地农民工”数量已经具有一定规模。据阜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一位官员的粗略估计，仅阜阳市228万外出农民工中“无地农民工” 60万人，估计今后每年有10万没有土地的新增劳动力进入社会。

《经济参考报》的文章说， “无地农民”和失地农民不同。失地农民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其丧失土地过程是显性的，失地农民不仅有一笔土地补偿款，还会被政府纳入城镇职工保障体系，在就业、养老、医疗等方面得到行政力量的照顾。但“无地农民”一直处于隐性状态，游离于政府的目光之外，无法享受到政府的关照和重视。

农村耕地资源日渐紧张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日益逼近的难题，“无地农民工”是由此产生的一个典型群体。阜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汝天彬认为，从“无地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可以看出，农村中土地资源不均衡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无地农民工”的出现凸显出土地资源不均衡的现象。

就中国产生无地农民的原因，旅美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程晓农认为：“无地农民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在征地的过程中大量地剥夺了农民本来应该获得的征地的收益。在全世界其他各个地方如果农民因为他的耕地被城市开发所占用，通常他们通过出售土地获得经济补偿一般够他们离开乡村进入城市谋生，或者是另谋出路。但是中国呢名义上说土地是农民集体所有，但农民并不能真正集体来掌握土地的命运，包括掌握出让土地的收入。名义上虽然是集体所有土地，但是实际上把土地强迫地交出去以后。他们领到的那点微薄的补偿只能维持一两年的生活。而远远不足以让他们在城市里立足，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的土地实际上农民不是主人，而政府和地方官员才是主人。”

《经济参考报》的文章说，一些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 “无地农民工”问题主要应从三个方面来着手。一是国家有关部门应对这一群体进行完整系统的统计调查，对这一群体在各地区的分布、大致人数等方面有宏观的数据掌握，以便了解这一人群的动态，从而能有的放矢，进行合理的统筹和管理。

第二是对于农村土地资源分配不平衡的现状进行适当的调节和改革。在不引发新矛盾的前提下，允许部分这类矛盾相对尖锐的地区进行试点改革，探索解决农村土地资源分配不平衡的方法。

第三是继续加快城市化速度和水平，把一些有能力又有意愿留在城市的农民工转化为市民。在这方面，破除农民工进城务工、定居的户籍、教育、社保等政策壁垒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样可以在有条件的地方进行尝试性的改革和调整。旅居法国的中国劳工问题专家蔡崇国，就如何改善中国无地农民的境况表示：“中国无地农民的问题是很严重。严重倒不是对什么社会稳定的威胁，这种思维方式是很不好的。首先，他们是人，他们的生存状况要受到关注，他们应该有他们的权利。我们要批评中央政府的，主要是一个户口制度的问题。城市户口问题要解决呢，中央政府不做决定那是不可能的。另外一个就是各地方政府也有责任，当然就企业的问题，解决就业的问题，主要是靠企业，靠经济发展，而不是靠政府。”

旅美中国经济问题学者程晓农则认为：“户籍问题不是第一位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转让没有给他们带来必要的收益。中国现在土地这么贵，如果土地的转让收入完全交给农民，那么农民可以通过转让土地获得相当一笔收入，从此，就可以依靠这点收入，想办法或者在城市立足或者另外做点小的生意或者什么。我们看到在全世界失地农民并不象中国这样有这么严重的问题。”

有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人生价值观呈现出理想与现实矛盾的特征，他们希望能够融入城市，但又认为自己不能完全融入城市。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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