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学习法律的2013年应届女大学毕业生苏敏（化名）应聘南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一个普通的话务员职位，因户籍是安徽省而不是南京本地遭到拒绝。苏敏星期三委托律师将南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告上法庭， 状告他们以户籍为由进行就业歧视。
虽然有人说中国普通百姓已经对户籍就业歧视问题有着“高耐受性”的所谓容忍态度，但2013年应届女大学毕业生苏敏并没有面对户籍就业歧视逆来顺受，而是拿起法律武器，讨个说法，讨个公道，要求南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赔礼道歉并赔偿相关损失”。
对此，长期关注地域就业歧视问题的社会公益人士牛玉亮星期三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表示，苏敏是在投诉无果的情况下状告南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的。
“状告南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是民事诉讼，状告他们的侵权行为。户籍就业歧视在中国非常普遍，尤其是在事业单位和公务员招考和招聘中尤为如此。例如，最近中国广电总局在北京的下属单位招聘时就说北京户口优先考虑。中国《就业促进法》虽然说公平就业，列举了在性别和民族等方面不能有歧视，但并没有把户籍就业歧视问题明确列出来。 尽管如此，《就业促进法》有一条说农村劳动者进城找工作应该享有与城里人平等的机会。这一条其实说的就是不能有地域和户籍差别的歧视，因为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与户籍制度紧密相关。”
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总共有2两亿两千万人离开户籍所在地，迁居异地工作和生活。
深圳杂文家朱建国表示，户籍就业歧视与中国政府实行的城乡结构的维稳政策有关。
“例如北京的高考。北京的高考之所以远远大于其它地方就是因为中央政府给予北京特权，让北京的考生大多数都能上大学，进入北大和清华的分数线比外地要低很多，那样就使得天子脚下的首都北京保持稳定。中国维稳是特权式的，重城市，轻农村，就像中国的元朝将人分为四等。现在中国政府中的提干基本有一不成文的规定是官二代优先，红二代优先。现在户籍就业歧视莫不如此。由此，我认为，南京的户籍就业歧视案不管法院最终受理不受理，户籍就业歧视问题在当下中国不可能解决，即使最终胜诉也没有意义， 因为南京的案例不会推广。”
大学生苏敏应聘的只是区区一个普通话务员的职位，并不是什么官位和百姓眼中有油水的肥缺，这有没有必要进行户籍歧视？
朱先生对此表示：“现在的红二代和官二代太多了。大官的可以拿到一个官位，小官的就只有谋求这样一个话务员职位。在我所在的深圳的一个小小邮局，没有一点背景的人是进不去的。中国的官太多了，是6000万还是8000万。官多粥少，一个话务员的普通职位也不能随别给，因为这样的职位可能成为官员中那些小科员之类子女的最后退路。”
不过，牛玉亮认为，户籍就业歧视问题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可能会得到逐步解决。
“因为户籍制度改革牵扯到方方面面，不单单是就业歧视问题。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城市公共资源的平等享用。”
中国的就业歧视可谓五花八门：户籍、学历、学校、肤色、年龄、残障、婚姻状况、语言、财产等等，不一而足。然而，北京知名经济学家董藩两年多前曾说，“中国存在很多不公平的问题，由于户籍而引发的不公平可能是最大的不公平，而且内容是最多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