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21号的报道说，“西藏山南地区佛教协会此间倡议，各寺庙僧尼要爱国爱教，自觉尊规守法，潜心修佛、增进学识。”一望而可知，僧尼们签字活动的自发性值得怀疑；不过，中新社说，僧尼们“争相签名，以示承诺”。
美国威克森林大学教授李伟钦教授表示，要求僧尼爱国是否妥当这一点并无争议，但是爱国应当是出于自愿：
“宗教跟爱国不爱国有的时候是在一起的。政教分离是没有那么完完全全可以切割的。教义或者是宗教也会进入到政治里面去。这些没有什么对与不对。看它是自愿性还是非自愿性，还是强迫大家都要做。看它的内容如何，也许看它效忠一下或者表示爱国的热忱。单纯就一个事情来说，没有什么很大的可以争议的地方。”
美国罗彻斯特理工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朱永德表示，西藏山南佛教协会的倡议带有民族主义色彩。朱教授认为，中国官方在宗教问题上表现出一系列矛盾：
“你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它是有民族主义的因素在里面。另外一个共产党是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本身就不相信有上帝的，不相信有精神界的力量或者信仰。可是另外一方面宗教自由是世界的大趋势，在中国的环境之下，它也要有一个传统跟现代化里的冲突也是存在的。从我们海外的了解，共产党什么事情都要控制，但它在宣传方面什么都要讲，所以，它也有一个实际跟环境理论及现实这些问题之间的矛盾。我刚才至少举出有三、四种不同矛盾在里面。”
众所周知，中国官方历来声称公民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朱教授对所谓公民有信教自由这点有疑问。他说，中国政府只要怀疑宗教活动带有反政府色彩，它一定会加以限制和打压：
“不信仰的自由是有啊，信仰的自由应该也有，你现在不信，我作为政府，作为党领导的政府，我不干涉你。如果你要信的话，我应该也不干涉你了，是不是。你现在是干涉还是不干涉？１９９０年左右在东北开始的法轮功，没有什么干涉，但是到了９８年、９９年、到了九十年代后期突然之间完全干涉，完全限制。它最怕的就是由另外的政治力量形成，你说是平台也好，说是怎么样也好，反正它会造成反对政府的力量。这个是它巨大的惧怕。”
美国托莱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冉伯恭表示，中国要求宗教界人士爱国不能说是错误，但是这种要求不可以带有强迫性：
“一方面说在西方国家对宗教很少干涉。在各方面都是放纵主义，就是自由主义。政府对宗教的事物不大干涉的，政府对各宗教团体政治的立场没有很多的干涉。爱教的问题是各个宗教自己的问题。这跟政府没有关系。基督教爱基督教、天主教爱天主教、佛教爱佛教，这都是自己本教的问题。这跟政府没关系。中国唯一的问题就是爱国。爱国的问题是中国跟民主国家对宗教的要求，对宗教徒的要求是截然不同的。强烈地要求各民族团体一定爱国。天主教爱国会，把爱国正式地压在天主教的全国组织上，天主教爱国会。这显然就强调爱国，对抗全世界的教皇组织。在中国不但是宗教，所有一切文学、艺术，甚至大众媒体各方面所有的活动都不能离开政治。都要支持政府，支持党和党的政策。爱国，站在中国政府的立场，不管你信什么教，你还是中国的公民，中国的公民政府要求你爱国，也不是凑合吧。站在西方政府的立场说，你也不能批评中国，说中国政府如果要求爱国是错误的。是不是？首先，问题是一个强调的问题，政策的传播性。中国政策在这方面是强迫各宗教团体一定强调爱国这方面。换句话说，爱国是为了对抗外国势力，特别是跟外国有关系的宗教，像天主教。”
在被问到何以中国当局对汉传佛教界人士的爱国主义要求不像对藏传佛教界人士的要求那么强烈的时候，威克森林大学的李伟钦教授表示，藏传佛教政治和宗教的契合度大于汉传佛教政治和宗教的契合度。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