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有关中国智库的研讨会10月23号在华盛顿的知名研究机构布鲁金斯研究所举行。与会的学者们表示，中国智库的探索研究虽然可以涉及广泛的领域，但还是受到一定的限制。美国知名智库之一“海军分析中心”的中国安全问题专家默里.坦纳先生注意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去世已经35年了，尽管如此，中国的研究人员还是只能在一部分领域里做研究，学术空间受到政府的限制，政府的领导以多种形式出现在研究活动中。这位中国安全问题专家举例说，中国有两大研究机构由国家安全部门领导，从事所谓有关‘威胁社会稳定因素’的研究，但在早些年里，官方并没有允许公开讨论毒品走私、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以及农民工人的骚乱等严重问题：
“所以，中国这些智库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试图把捂着的盖子打开，进行有关这些禁止讨论的问题的研究。中国也允许一些省市安全部门开展一些研究项目。”
坦纳先生表示，有些题材的讨论研究在中国仍然被禁止，这种限制使中国很难有高质量的研究项目:
“比如说，中国公安系统的学者不可能去探讨一党专政体制是否能够给予政法机构充分的独立性，来处理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的问题。要回顾一下可以从1989年天安门游行示威中吸取什么教训也是不可能的。”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关系项目副主任詹姆斯.麦加先生也注意到，中国政府对一些独立智库、与非政府组织有联系的智库的限制太多：
“从注册方面来讲，中国的智库有的被称为合法，有的被称为‘非法’，中国以这种方式来控制智库的数量、作用和影响。这是最近让我感到非常不安的一种现象。”
麦加先生还表示，中国政府在智库方面的财政分配和控制使一些研究项目受到钳制，这会使得中国政府在应对挑战时缺乏准备，如果中国要发展，就应该允许智库成为独立提供信息的源泉：
“在中国，人都知道什么是限制，人在做事情的时候会自我审查 ，有批评性和创新意味的想法对中国来说很重要，但却受到限制。”
在这个研讨会上，来自中国的新闻记者、现在布鲁金斯研究所进行访问研究的王莉丽女士也认为，中国领导人需要多听听那些不受政府控制的智库的观点：
“在中国，人们参与政治的能力还是非常有限的。我认为，中国独立的智库可以发挥一个渠道或者一个桥梁的作用，把政府和人民联系起来，使人们可以更多的参与政治。”
王女士说，这种方式会帮助中国为民主化做准备。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和芬尼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