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运史话】郑宇硕：秘密警察与政权的掌控

观赏有关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经常看到「盖世太保」的角色。这传神的翻译是指纳粹政权的国家秘密警察，全名是Geheime Staatspolizei（Gestapo）。1933年由戈林元帅（Hermann Göring）创立，合并普鲁士原有的各个警察组织而成。

戈林是纳粹政权的重要领袖，由他创立秘密警察组织反映纳粹政权重视以秘密警察为镇压异己的有效工具。秘密警察头子是希特勒最宠信的下属，秘密警察成为社会的特权阶级，横行无忌，是丑恶的纳粹政权最黑暗的一部份。在作战期间，秘密警察甚至有监军的任务。

明朝的东、西厂自是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清代雍正一朝也重用秘密警察。中共建国之初，基层群众组织有效监控普通国民，人民基本上没有任何私隐可言。再加上细致的个人档案制度，虽然在没有电脑的年代，党组织的控制异常严密。公安系统虽然颇有权力，但其角色在国民日常生活不算突出。

改革开放启动后，经济、社会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化，市民逐渐享有有限的流动性，城市居民也可享受生活上的一点私隐。网络也为资讯流通提供多一点空间。在经济市场化的大潮下，基层党组织和居民组织逐渐削弱它们监控市民的功能。

中国领导层自然不会轻易放手。近年强调加强基层党组织，连上海的金融商业区陆家嘴也成为建立企业党组织的重要样板。流动人口成为受关注的漏网对象，基层党组织引进一些新猷让流动的党员可以纳入党组织生活。

社会信用系统就覆盖全民，事实上就是电脑网络时代的档案制度，连买飞机票、高铁车票都受到监控。小说《一九八四》的情节成为现实。问题是制度的推行现阶段相当成功。不少市民努力在社会信用系统下争取好表现，为了让子女甚至孙子能上区内最优秀的中小学等。这种愚民政策在国内的环境有它的威力，起码绝大部份国民不愿留下不良纪录。

国内的专家和领导层似乎相当信任大数据、云计算等的功能。阿里巴巴的马云甚至认为它们现阶段可促成计划经济的成功。目前中共政权可以在技术上利用国民的支付系统对其经济行为和种种交易进行监控；国民亦无从抗拒。数年前，中国当局要求所有新购置电脑安装一项名为「绿坝」的软件，进行网络过滤和审查，然而遇到了不少阻力，包括外国电脑商和网络商的反对，结果被迫放弃。

随著科技的发达，监控的手段自然越来越高明。中共当局开始收集国民的DNA资料，新疆维吾尔族成为首个目标群体。人脸识别技术也是中共重视的高科技，一般相信中国这方面的技术已居于世界前列。

近月香港市民对「智慧灯柱」充满怀疑。在国内的大城市，市民均置身于公安系统的监视镜头之下。这项系统正在逐步延伸到小城市甚至乡镇；而监控的密度亦会逐渐强化。

然而监控是不是就能确保政权稳定呢？


（以上评论纯属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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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郑宇硕为前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