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一次魯莽行為，竟然惹來警方熱情招呼，控以四罪，還要入屋搜查，突擊拘捕歸案。特區政府擺明是小事化大，甚至有重複控罪以至枉法擾民之嫌。
許智峯質疑政府行政主任一直在立法會監察其行蹤，並一手搶走對方手機，其後雖然歸還，但無論如何，也是不當做法。他大可以議員名義，以至聯同其他民主派議員與政府交涉，亦可按私隱條例追究，討回官員收錄他的個人資料，如今擅自動手動腳，不但毫無需要，更是正中下懷，給特區政府有機可乘，反戈一擊。
近兩年來，政府親疏有別，對親北京議員犯事可以熟視無睹，但民主派議員行差踏錯，便會如臨大敵。民建聯議員葛珮帆和柯創盛都有虛報學歷之嫌，政府無動於衷。其黨友周浩鼎串通前特首梁振英，任由後者以其身份對立法會調查梁振英UGL事件的工作表達意見，有抵觸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之嫌，廉署收到投訴卻未見行動，立法會也沒有調查和處分。反觀民主派四位議員當選後宣誓就職，未有照本宣科讀出誓詞即被政府司法覆核，甚至通過人大常委解釋《基本法》，確保可以取消四人的議員資格。
今次許智峯事件不外歷史重演，政府正不斷放大一個錯誤，盡力摧毁一個民主派人物。政府從不反省追蹤議員有何不妥，更選擇性執法，而且一切從嚴，甚至到了濫用檢控及調查權力的地步。
不錯，搶走官員手機，即使沒有真正襲擊對手，但只要行為有意或罔顧後果，而令對方感到即時受到非法武力對待，即可控以普通襲擊罪。警方若根據當天事件由口角到動手的過程，控以此罪，表面看不失事實根據，當然許智峯亦可就意圖加以抗辯，但這一切，都有待法庭判斷。
但假若把普通襲擊整個過程切成不同片段，每個片段都各控一罪，指他在一次事件四罪齊犯，未免是濫用檢控權。許與官員首先爭執，繼而動手，整個過程涉及拿走對方手中的議員「點相」紙、搶電話、把電話帶入男廁。連貫的動作令事主害怕受到武力對待，但在警方眼中，卻同時分為三個控罪的依據。
首先是搶走的「點相」紙其後發現有破爛，遂加控刑事毁壞；接着拿走電話後官員無法記錄議員行蹤，也不能通風報信，當然無從執行職務，因此許被加控妨礙公職人員執行職務；而把手提電話帶到男廁，便構成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罪。這些控罪與普通襲擊罪的事實基礎有重疊之處，若警方無法釐清的話，便屬於重複檢控，即按照同一組事實，提出超過一項控罪，違反政府避免濫告的檢控政策。
更何況細看之下，普通襲擊以外的三項控罪都有可爭議之處。如妨礙公職人員執行職務，該涉事官員是禁毒處高級行政主任，在立法會充當追蹤議員的「狗仔隊」是否其正當職務？若官員記錄許智峯的個人資料，卻不願向他提供有關資料，又是否合法執行職務？又如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使用電腦，主要是指犯案人因此可使自己或他人不誠實地獲益，或導致他人蒙受損失，但損失若是令該官員無法執行職務，又是否重複控罪呢？
同樣奇怪的是，警方向法庭申請搜查令，到許智峯的議員辦事處、地區辦事處及寓所帶走文件及電腦。其實整個爭執都在立法會大樓發生，除非警方有證據顯示許拆走了電話的晶片或零件，否則單憑現場證據和口供，已足以完成調查。如今申請搜查三個地點，是否遠遠超出調查需要？是否借搜查令之便，盡量搜集許智峯更多資料，尋找今次事件以外其他抵觸法律的線索或證據，以便日後再調查以至起訴他？
特區政府傾政權之力趁機搞垮一個人，實在有何難度，但此舉除了有礙觀瞻，更犧牲法治，削弱自己的誠信，值得嗎？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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