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評論】國家任務必須肩負責任　由亂轉治怎可自暴其短

特區政府及親北京政客正陷於進退兩難，既要總動員催票，以達到高投票率，也要打定輸數以管理期望，為極可能出現的冷淡選情鋪砌下台階。

當不同民意調查機構都發現立法會選舉投票意欲偏低（表示肯定投票的由30%至38%而已），特區問責官員以至親北京政客為免結果尷尬，不少預早為選舉降溫，反正親政府者包攬絕大部分議席才最實際，直至港澳辦主任夏寶龍重要講話一出，才義無反顧，爭取高投票率。夏主任的說法是，投票不僅是選賢與能，更代表「對『一國兩制』的堅定信心、對國家富強昌盛的美好希望、對香港繁榮穩定的共同心願」。換言之，今次選舉投票不只顯示是否支持新選舉制度，更代表是否支持國家，投票率高因此是理所當然的。

近十日來，特首以至問責官員各出奇謀，呼籲各界踴躍投票，甚至有官員膽敢說「不認同新選舉制度更應該投票」，不怕廉政公署過問也不怕搗蛋選民投下廢票。可見，他們壓力十分沉重，投票率（當然是有效票）若只一半也不到，除了有損國威，若從中央官員不會犯錯的角度看，結論必定是特區官員以至親北京政客辦事不力所致，他日認真追究的話，後果如何，實在耐人尋味。

因此，特區官員和親北京政客不得不努力尋找下台階，否則民調結果成真，政治責任難免上身。近日有「愛國」人士提出，投票率高低不代表社會是否支持新選舉制度，因為選民不投票，除了不滿新制度，也有其他原因，例如社會不再泛政治化引致投票熱情冷卻、直選重要性降低及候選人知名度低、親政府選民投票意欲減弱等等。

這種修正說法，不但政治不正確，甚至弄巧反拙。不錯，投票不投票除了表示是否支持新制度，也出於其他考慮。但這種想法不能也不該掩蓋夏主任講話的政治主調，即凡是支持「一國兩制」、國家富強、香港繁榮的都會投票，而不投票即是不支持。在他看來，國家政策正確，「愛國者」治港萬歲，不論甚麼其他消極因素，支持者總該多於不支持者，而制度自信也該是自信得到香港人以票數認定，斷不是支持者寡也毫不在乎。

從政治原則看，新選舉制度既是特區由亂轉治的定海神針，又怎怕得不到香港人的支持呢？即使達不到2019年區議會投票率71%的歷史紀錄，總會有五成至六成投票率吧。

注意，夏主任表明凡是支持國策的香港人，都會投票選出代議人，當然不限於「愛國」群眾。以前年區議會選舉數目計，投票率71%，親政府選民佔四成，他們今次全數投票的話，投票率僅達28%，的確與民調數字接近，但離開夏主任的目標遠甚，因為他主張以「最大限度拉長包容多樣性的半徑」，畫出一個最大的「愛國愛港」同心圓。所以，即使只取得一半民主派選民支持（區議會一百八十萬民主派支持的一半，大概是選民總數20%），投票率也接近五成，怎可能自滿於不到三成自己友選民的支持？

從政治操作看，所謂消極因素，都是可以移除的障礙，所謂綱張目舉，絕不是推卸責任的藉口。政客會說，香港不再泛政治化，社會對抗經已冷卻，因此投票率不會高。其實夏主任的指示，不外要求官員和政客交出成績，以顯示支持國策及國家者眾，香港從而轉入盛世，倘若有效投票率五成也不到，又憑甚麼清楚表達大家對新制度的支持，又從而展示民心回歸了？投票率若僅及三成的話，難道可以假想支持者都信任制度所以放棄投票，自圓其說而不引人訕笑？

此外，他們又指選舉的競爭程度降低，打擊了親政府選民的投票意欲。這樣的下台階，除了反映「愛國」政客連動員自己的群眾也信心欠奉，更顯示他們有意將責任推到國家身上。例如他們抱怨直選比例降低，民主派不派代表參選，都沖淡了競爭氣氛。言下之意，投票率低，責任在於中央，非戰之罪也。但他們可有撫心自問，中央養兵千日，如今「愛國」候選人知名度低、「愛國」政黨動員力不足、「愛國」群眾投票意欲不強，他們難道毫無責任，又只是中央監管不力所致？

建制中人為高投票率減壓以自保，其情可憫，但總不能推掉一切責任，也不該將矛盾盡露眼前，他們眼中的「外部勢力」若因此有機可乘，他們更是難辭其咎，也為忠誠廢物立下又一典範。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