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所料，特區政府終於宣布不追究前特首梁振英收受UGL的大筆酬勞，一場官非可免，但梁振英切勿高興得太早，因為真相仍未水落石出，律政司司長的解釋又不知所謂，民間怎會輕易放手，社會輿論亦會公審下去，梁振英縱使法律上無罪，卻難免繼續背負污名。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老實不客氣，沒延聘外界資深大律師研判案情，提供法律意見，便自行認定證據不足，決定不檢控梁振英。但究竟是哪方面證據不足，令檢控胎死腹中？
簡略回顧案情，有兩項事實至為重要。澳洲公司UGL給梁振英四百萬英鎊酬金，不論為的是要他幫忙收購梁所服務的戴德梁行，還是以此酬金換取他日後不跟UGL競爭，並擔任其顧問，首先必須澄清的是，戴德梁行是否事前知悉此事，並且予以批准？其次，UGL其後按協議付款給梁振英，有部分數額若是梁上任行政長官後才收到，梁有否向政府申報收到這筆酬金？上述兩方面只要任何一面是否定的，案件當有需要進一步追查下去。
不過，鄭若驊的公布和決定並非從這兩個基本事實問題開始。她所謂證據不足，是指沒有證據表示戴德梁行不同意UGL與梁私相授受，並且指出，即使有這樣的勾當，也符合該公司的利益，因為該公司當時正急於求售，而梁收了錢，又促成收購的話，符合公司的利益，又怎會反對呢。
鄭若驊看來變身為梁振英的辯護律師，她彷彿不明白，這樣解釋，帶有兩種匪夷所思的含意。一是暗指梁振英收取酬金，但戴德梁行事前不同意，不過同意不同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幫了該公司。二是昭告天下，不論僱員或公司董事，未獲僱主或董事局事先同意便收取其他人利益，只要證明對公司有好處，其手段便可以接受，法律上暢通無阻，不受制裁。
鄭若驊的解釋，既目無法紀，又僭建法律。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九條第一款，任何代理人未得僱主或主事人許可，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以影響執行或不執行與主事人有關的事務，即屬違法。但現行法律到了她手中，竟然說成只要證明結果對公司有好處便可免除刑責，究竟有何法律依據？沒有的話，她的法律觀點跟她家裡的僭建物又有何分別？
另一鄭若驊必須澄清的事實卻又語焉不詳的，是梁振英有否申報在行政長官任內收到UGL的酬勞，並且詳述取得酬勞的交換條件。同樣重要的是，即使曾經主動申報，但在其五年任期內，他每次作決定時，若與UGL直接或間接有關，他又有否申報利益。例如，據報道，他上任後曾委任UGL董事錢果豐續任地鐵主席三年，而UGL一直是不少地鐵工程合約的承辦商，究竟任命錢之前，梁有否向行政會議申報曾經收受該公司的酬金，亦是案情是否涉及「公職人員行為不當」罪行的關鍵所在。
遺憾的是，鄭若驊連案情的基本事實也無法提供，又憑甚麼說證據不足呢？假若她確實所知不多，所以未能提供，未免是過份庸懶了，反映律政人員調查四年以來，還未曾檢閱戴德梁行董事會和特區政府行政會議的會議紀錄。若說文件都看過了，卻無甚麼發現，但起碼也該清楚交代上述的關鍵事實，並解釋何以無法檢控，而不是信口雌黃，指鹿為馬。
鄭若驊捨正路而不由，不提關鍵事實，也不交代調查結果，卻拿出沒有證據證明戴德梁行反對梁振英收受利益，來為他辯護，實在莫名其妙，拙劣不堪。她掉失個人聲譽事少，反正她的民望從來不及格，公信力可以報銷，早已淪為特區政府的負資產。反而用如此歪理為梁振英辯白，恐怕更弄巧反拙，不僅無法還他一個清白，反令他日後繼續受輿論審判，以至每次公開露面，記者都難免舊事重提。
除了環繞上述兩項事實的問題，當然也不得不代大家提問：何以打工仔秘撈一千幾百不申報可惹官非，梁振英卻可以安然無恙？一個公職人員不申報個人利益和潛在利益衝突可以惹禍上身，而梁振英何以能置身事外？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