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评论】主观猜测、不理事实兼曲直不分的郭伟健判案

香港网媒《立场新闻》两名总编辑被判煽动罪名成立，因为主审的国安法官郭伟健认定，《立场》不仅发表11篇煽动文章，更认同作者的煽动意图。

这里先不说源于殖民年代的煽动观念有何问题，也暂不争议煽动意图由故意扩阔到罔顾是否搬龙门，单看郭法官对事实的判断和推论方法，并据此裁定《立场》有罪，已经令人大开眼界。

例如《立场》2020年7月1日的社论批评《港区国安法》实施后「一国两制」走样变形，新法制下，香港人失去结社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香港过去与大陆的重大差异—自由—消失，也失去其原有价值—「强国边陲不灭的荣光」。郭法官的反驳是《港区国安法》生效不足12小时，根本无从得知如何执行，文章亦没有提及《国安法》的好处，却将香港「描绘为极权政府统治的地方」，分明是抹黑。

他虽然接近法官生涯的最后阶段，似乎也有所不知，只须分析法律赋予执法机关的权力，尤其是《国安法》授权行政当局自行制定执行细则，不须立法机关审议，自然可预见政府权力坐大、个人权利收窄的变化。当然他也不会明白，传媒的功能在于监察政府，不限于出现问题之后才发声，更需要预警问题的出现，才能及早找到解决办法。

《立场》不忍香港自由消失　坚守传媒监察角色

四年多来的发展，见证《立场新闻》准确预告新香港的变化面貌。郭法官不表欣赏大家不会意外，他随便批评《立场》抹黑《国安法》也都算了，总不能生安白造，因为《立场》不忍香港自由的消失而发出哀鸣，批评政府新措施不当，改变「一国两制」的制度原则，便大扣帽子，上纲上线，指他大逆不道，即「不接纳一国两制的宪制秩序」，质疑北京及特区政府的合法性。更可笑是穿凿附会，因为文章用了「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等用语，便认定「立场」是「眷恋英国统治的时代」，但何以待人严、律已宽，法官沿用殖民地煽动法律以言入罪又不算恋殖呢？

法庭论断拿不出证据是问题，有证据却看不见，问题就更大。例如针对6月12日立法会警民冲突，警方被指使用过度武力镇压民众，《立场》作了不少报道，之后发表社论，指警方用「武力筑成的高墙，若行政机关可以躲藏在后任意妄为」，便必须被提醒，「他们的权力并非来自政权，而是来自人民，他们的枪不应指向人民，他们筑起的高墙，不应该成为阻挡人走向自由的路上。」

法官不理事实　警暴与执法不分

郭法官反驳，根据警队条例，警队职责是维持公安，并且警方必须采取行动保护立法会，因此认为《立场》指责行政机关利用警队「保驾护航」，推行暴政，欠缺事实基础。问题焦点其实是警方有否采用过度暴力，不是反对警方执法，法官应按事实作出裁断，不能拿警队条例对职责的理想规范，理所当然地看作事实，甚至以此反控批评者中伤警方。更且，当年警方企图暴力清场，就是让政府可以罔顾市民的强烈反对，继续在立法会恢复二读通过《逃犯条例》，那不是「保驾护航」又是甚么？

更难得的是郭法官迎难而上，试图用短短两页的论述，为2019年「七二一事件」，即元朗站黑社会无差别袭击市民的罪行平反，指事件是两批市民互相争执、殴斗，从而反驳《立场》对警方不作为的批评，以至反控批评者言论有欠公允。

法官的论述，看似不知道或者不介意几点重要事实：一是白衣人有组织有预谋，手携攻击性武器，夜晚在元朗街头聚集多时；二是白衣人联群结队操上元朗站，用藤条袭击市民，不论是否身穿黑衫（或示威者），甚至孕妇也不放过；三是警方早于事发多个小时收到消息，黑社会当天会在元朗聚众「搞事」，以至警方收到市民报警约四十分钟后才抵达现场，令本可制止的暴行不幸发生。郭法官没有触及这些事实，更没有半句怪责警方，由始至终，他着眼于无差别袭击开始后，站内有人向白衣人射水，以印证冲突由双方争执惹起。不过，当攻击与自卫也不加分辨，法官是否建议大家日后听天由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以免法庭将受害人误会为参与打斗者？

法庭审讯理应明察秋毫，公平公正，但若法庭如上述可以让主观猜测代替证据，同时不顾事实又重点错置，曲直不分又轻重倒置，由此得出的事实裁断只会颠覆常识。当法庭如郭法官那样确认中央及特区政府的宪政措施绝对正确，警队行为无懈可击，有组织罪行看作街头纠纷，媒体凭常识常理批评时政而煽动罪成，又何难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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