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相公投的想法，主要是有感於落實行政長官普選和立法會全面普選障礙重重。一方面，全國人大解釋基本法，表示二零一七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二零二零年可以全面普選立法會，但可以普選不等於必定有普選，更何況人大常委又規定目下的政制檢討只限於二零一二年的做法，如何由現制走向雙普選，卻不容討論。
另一方面，改變現行政制，需要立法會三分二議席同意，但現時主要由小圈子推選產生的功能組別議員，佔全體議席一半，要他們放棄這份免費政治午餐，近乎異想天開。因此，與其聽任中央或有或無的普選安排，或者靜候功能組別議員大發慈悲，倒不如訴諸民意，以選票表明意向，如民意贊同屈從中央的意旨，泛民議員怎樣不情願也不得不支持政府的改革方案；但若民意堅持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中央要令普選變質，使功能組別永垂不朽，難免被視為背叛歷史承諾、背棄港人意願。
奇怪的是，公民黨和社會民主連線提出「變相公投」後，不僅親北京政客惡言相向，盡情唾罵，部分泛民主派成員亦爭相走避，劃清界線。親北京政客的嘴臉，根本不值一哂，這裡不贅，但泛民人士自外於公投運動的想法和假設，就很值得玩味細究。
反對公投的泛民人士的主要論據，是政制向前走必須通過與建制對話、磋商，而對話須建基於信任，但公投帶有對抗味道，有礙對話，有失誠意，結果磋商不成，原地踏步，泛民要負上歷史責任。更何況公投失利，部分議席落入建制手中，泛民失去政制發展的否決權，中央可通過特區政府全面主導政改，公投便得不償失。
無疑，誠意當然重要，但談判的首要條件是雙方的共同需要和力量對比，不是誠意。泛民派儘管誠意跟中央談判，即使撇開中央是否願意跟你談，它首先要讓對手清楚，有多少巿民支持真正的雙普選，否則泛民代表究竟代表誰，又代表了什麼，根本無從說起，也無從有力說服中央，面對中央設置的層層屏障，面對本地建制派的說辭，再加上回歸十多年的親身體驗，本港巿民依然堅信真正的雙普選才是香港的政治出路，不是由保護特權的功能組別選舉改裝的制度。換言之，確立民意取向，既可清楚表達巿民的政治需要，更能授權泛民代表，全力爭取盡快落實普選，而要確立民意取向，民主選舉比起其他方法都更為客觀、準確、有效。
其實抗爭與談判可以並行不悖，公投與磋商也是相輔相成。體制外的社會動員正好增長泛民代表在體制內談判的正能量，兩者緊密結合，而非互相排擠，才能發揮更大的共振力量，為本港爭取最大的民主。否則，在強大的對手面前，民主派一分為二，然後分而治之，屆時不僅泛民無端分裂，本港民主運動亦自亂陣腳。
期望泛民人士能站得更高，看得更遠，以多元戰略，不同戰術，分工合作，爭取民主，盡早實現「一國兩制」的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