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評論:公投行動與政治磋商相輔相成

虎年開始,由五位香港立法會議員請辭而觸動的變相公投行動,亦逐步由構思走向實踐。“五區請辭、變相公投”的構思,是通過全港五區、每區一位立法會議員辭職,讓全港巿民有機會參加補選,由選票表達對「落實真普選、取消功能組別」的意願,亦即是以確實的民意取向,反壓從而主導由特區政府主導的政制改革,走出既無時間表又無路線圖的政治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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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相公投的想法,主要是有感於落實行政長官普選和立法會全面普選障礙重重。一方面,全國人大解釋基本法,表示二零一七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二零二零年可以全面普選立法會,但可以普選不等於必定有普選,更何況人大常委又規定目下的政制檢討只限於二零一二年的做法,如何由現制走向雙普選,卻不容討論。

另一方面,改變現行政制,需要立法會三分二議席同意,但現時主要由小圈子推選產生的功能組別議員,佔全體議席一半,要他們放棄這份免費政治午餐,近乎異想天開。因此,與其聽任中央或有或無的普選安排,或者靜候功能組別議員大發慈悲,倒不如訴諸民意,以選票表明意向,如民意贊同屈從中央的意旨,泛民議員怎樣不情願也不得不支持政府的改革方案;但若民意堅持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中央要令普選變質,使功能組別永垂不朽,難免被視為背叛歷史承諾、背棄港人意願。

奇怪的是,公民黨和社會民主連線提出「變相公投」後,不僅親北京政客惡言相向,盡情唾罵,部分泛民主派成員亦爭相走避,劃清界線。親北京政客的嘴臉,根本不值一哂,這裡不贅,但泛民人士自外於公投運動的想法和假設,就很值得玩味細究。

反對公投的泛民人士的主要論據,是政制向前走必須通過與建制對話、磋商,而對話須建基於信任,但公投帶有對抗味道,有礙對話,有失誠意,結果磋商不成,原地踏步,泛民要負上歷史責任。更何況公投失利,部分議席落入建制手中,泛民失去政制發展的否決權,中央可通過特區政府全面主導政改,公投便得不償失。

無疑,誠意當然重要,但談判的首要條件是雙方的共同需要和力量對比,不是誠意。泛民派儘管誠意跟中央談判,即使撇開中央是否願意跟你談,它首先要讓對手清楚,有多少巿民支持真正的雙普選,否則泛民代表究竟代表誰,又代表了什麼,根本無從說起,也無從有力說服中央,面對中央設置的層層屏障,面對本地建制派的說辭,再加上回歸十多年的親身體驗,本港巿民依然堅信真正的雙普選才是香港的政治出路,不是由保護特權的功能組別選舉改裝的制度。換言之,確立民意取向,既可清楚表達巿民的政治需要,更能授權泛民代表,全力爭取盡快落實普選,而要確立民意取向,民主選舉比起其他方法都更為客觀、準確、有效。

其實抗爭與談判可以並行不悖,公投與磋商也是相輔相成。體制外的社會動員正好增長泛民代表在體制內談判的正能量,兩者緊密結合,而非互相排擠,才能發揮更大的共振力量,為本港爭取最大的民主。否則,在強大的對手面前,民主派一分為二,然後分而治之,屆時不僅泛民無端分裂,本港民主運動亦自亂陣腳。

期望泛民人士能站得更高,看得更遠,以多元戰略,不同戰術,分工合作,爭取民主,盡早實現「一國兩制」的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