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翔說，寫這本書的目的，是希望通過自己的故事，引起大眾關注中國的司法狀況。他在獄中經常思考的一個問題，是如何能讓這個牢不會白坐；當他出獄之後，知道香港社會、乃至國際社會出了極大的力量來營救他，使他經常思考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去報答香港人對他的厚愛。他最後認為，兩個問題都有同一個答案，就是如何令中國進步，如何令香港社會自覺地去維護現有的核心價值。程翔認為，假如他能夠做到這兩點，假如他通過敍述自己的故事，能夠為國家的司法改進、能夠為剷除不斷產生冤假錯案的土壤而作出貢獻，那怕是更微薄的力量，國家的司法都會有所進步，那麼他的牢就不會白坐。
程翔在書中細緻的描述他在被監視居住、拘留及後來判刑坐牢的心路歷程，當中，沒有激昂用語，他以自身的經歷，冷靜、客觀地道出中共司法制度的荒謬。
他在書中指出，單獨囚禁期間，他是在一種難以名狀的精神痛苦中渡過。「監視居住」是中國特有制度；他形容，「監視居住」這種單獨囚禁方式，在精神上違反人性。值班的人嚴禁與他談話，剝奪了他的社交權利。期間，沒有報紙與電視，隔絕外界訊息；窗戶被厚窗簾封閉，沒有自然光，房間24 小時亮著燈，令人晨昏顛倒，不知時間。程翔只是靠看守的人員對他說「該睡了」，他才知道是黑夜。直到程翔寫了認罪書，看守人員來打開窗簾，讓他見到日光，程翔問：「為什麼這麼好？」 看守人員笑笑說：「這是領導對你的獎勵。」
程翔深深體會到，我們平日認為理所當然會看到的自然光，原來是非常珍貴的恩賜。
單獨囚禁後不久，他的身體便出現多種問題，包括失眠、便秘、心律不齊的問題。在那段日子，中共雖沒有用刑逼供，但卻是變相的精神虐待。程翔形容，他曾經逼切期望可以提審，因為提審可以開口說話，可以發聲；對心理可以產生一些平衡，或多或少可以發泄心中的鬱結。
至於中國的監獄制度，程翔體會到囚犯在外觀上被標籤成低人一等，也沒有尊嚴、權利可言。入獄時獄警要檢查囚犯攜帶的物品，檢查後在犯人身上打印。獄中遇到獄警要先蹲下來，然後仰頭向獄警說話。吃飯是十八個人圍在三個已經涼下來的大面盆的四周來吃；就連晚間上廁所，也要集合一定數量，至少三人才可。
程翔如何看待這段牢獄生涯？他將個人的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結合，反而覺得泰然釋懷。
在獄中，程翔反思人生路上四大抉擇，包括1974年放棄高薪教職加入文匯報，1980年中斷留學計劃，替文匯報建立北京辦事處，1989年六四事件後離開文匯報，以及1998年出任新加坡海峽時報記者。他這四個抉擇都沒有把報酬、待遇、前途、成就等放在第一位，反而考慮怎樣的決定才是對國家和人民最有利。他被羈留五個月後首次獲得與家人會面，就對家人說，一切都是因為他的中國情意結太深。
程翔在獄中通過讀聖經，學會「以愛包容所有的人，以恕化解一切仇恨；以感恩的心情去面對所有的人和事，以謙卑的態度面對自己的弱點和錯誤」。他說，這是他人生經歷了牢獄之災之後的一個醒悟。
到今天，程翔仍有著一顆熾熱的心，他為這本記述獄中見聞與反思的書起名《千日無悔》，道出了一位愛國知識份子的心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