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香港中文大學的亞大研究所公布的民意調查發現,近四分一受訪者支持以較激的手法去迫使政府回應市民訴求。當然,四分一受訪者,未必代表了四分一香港人,畢竟民調永遠有取樣誤差的問題。我記得當時這份民調還是引起了不少討論,可惜之後不了了之。
直到早幾天在旺角發生的衝突,才令我忽然回憶起這份報告。猴年正月初一上演的衝突事件,社會主流輿論大多針對誰是誰非的問題,相對比較少人深思背後的群眾心理狀況。依我觀察,過去幾年香港的所謂本土意識,當中有不少狂熱運動的元素。先此聲明,狂熱運動這個形詞語,不一定是負面的,像美國獨立戰爭,由聖雄甘地帶領的印度獨立,甚至各主要宗教在始創階段的過程,都是狂熱運動。要知道,歷史是由勝利者所編寫的,所以一場正在進行中的狂熱運動,最終是正是邪,只有未來的歷史可以作批判。
對狂熱運動觀察得最細緻入微,分析最精闢獨到的,應該要算「碼頭苦力哲學家」賀佛爾(Eric Hoffer)在1951年成的一代經典著作《狂熱份子》(The True Believer -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
賀佛爾提出,狂熱社運,無論背後意識形態是甚麼,模式都是相近;推動狂熱運動的人,就是不同種類的「失落者」(Misfits)。這些失落者都曾經有某種強烈的個人理想,但在客觀條件下,他們自知永遠無法圓夢;正當他們認為現世沒有值得留戀的地方,狂熱社運的出現,正好讓他們放下「見到都眼冤」的自我,以群體成員的身份追尋完美未來,代入新的身份。爭取甚麼只是其次,最重要是在爭取的過程他們找到了自己存在的價值。
二次大戰前的歐洲,由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混合而成的法西斯,就是狂熱運動之一例。廿世紀的中國,頭七十多年,幾乎在此起彼落的狂熱運動中渡過;最瘋癲的,叫做文化大革命。
狂熱運動的先知領袖,多是鬱鬱不得志者:例如希特拉是個失敗的畫師,毛澤東當不成知識份子。這些人大多創造力不足,但心靈的空虛,卻容許了他們可以無所不用其極地,模仿他們心目中最討厭的敵人;例如共產黨本來打正旗號推翻工業革命對工人的異化,當權後,同一群人卻諷刺地積極搞大鍊鋼大躍進。
賀佛爾本人,其實就是一個時代的失落者的寫照。七歲時,他意外失去視力,但到十五歲,又忽然復明;因為怕再失去視力,他不斷讀書自學,可惜已錯過了接受正式教育的機會。步入壯年,他只有不斷打散工;到三十年代大蕭條,他更意圖自殺但拿不出勇氣。第二次世界大戰,年近四十的他,希望從軍報國,可是被拒入伍。到四十九歲時寫成《狂熱份子》,一時聲名大噪,但一直到六十五歲,他的正職仍是碼頭苦力,而且也非常享受體力勞動工作。
香港本土狂熱運動,說穿了就是群體在身份失落後,尋求新身份的過程。心理健康的人,有嗜好、家庭、宗教、職業等等多種的身份認同,但當以上種種社會支柱都逐一倒下,越多人在各範疇都尋找不到肯定和憑藉,最後的出路就是投身狂熱政治運動,在群眾的激情中建立新的自我。香港本土狂熱運動其實早就落地生根,現在已經見到開花結果,要從政策上對應,似乎已經太遲,已是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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