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詩閩書評】《天安門事件之後:美中關係的政治學(1989 – 2000)》-------作者蘇葆立


2016.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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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cover1.jpg 蘇葆立:《天安門事件之後:美中關係的政治學(1989 – 2000)》

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美國和中國,其雙邊關係被公認為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國際關係, 兩國之間的博弈和抗衡對世界的經濟與和平發展至關重要。而美中關係的重要性同時也體現在其複雜性,如何從錯綜紛紜中梳理美中關係發展的方向,對於兩國的決策者,從事雙邊貿易和投資的生意人,乃至兩國的留學生和觀光客都有一定的意義。

2003年出版的『天安門事件之後:美中關係的政治學(1989 – 2000)』,英文書名為(Beyond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記述了1989年六四事件後的十二年間美中關係的發展變化。 十幾年過去了,重讀這本書讀者會發現,書中所描述的美中關係較量中的歷史事件仍有其現實的意義。儘管決策者易人,但美中關係所面臨的問題還是一樣的棘手。美中關係中的敵意和不信任,在六四事件之後尤為明顯。而如今當中國領導人在各種場合不斷強調“中美戰略互信”的同時,在重大國際事件中,亦不斷地指責美國是“幕後黑手”,比如南海問題;而書中描述的中國決策過程的不透明性,使得美方難以預測中國外交政策的走向,這一狀況在過去十幾年中似乎沒有太大的改變;儘管網絡和社交媒體的發展使得信息的流向多元化,但中國政府對信息的管控也越來越嚴厲。因此,對美中關係的發展有興趣的讀者,會發現『天安門事件之後』這本書中,以故事形式描述的克林頓第二任期內的中美首腦互訪,民主黨捐款案,“李文和案”,克林頓彈劾案等問題,和現時的美中關係的發展的各種事件的機緣巧合。

『天安門事件之後』的作者蘇葆立 (Robert Suettinger)是美國資深中國問題專家,從事情報分析及外交政策制定工作30多年。他曾任職美國國務院情報研究局東亞及太平洋分析辦公室主任,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主任,現任華盛頓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高級顧問。

蘇葆立親歷美國重大外交政策制定過程。 曾經參與克林頓總統和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1994年在雅加達和1995年在紐約會晤的準備工作,以及1995年美國向台灣總統李登輝頒發簽證的決策等。

本台記者採訪了蘇葆立,就現今美中關係的發展狀況和美國大選之後美中關係的發展方向作出了分析。當談到美中關係中的諸多猜疑、不信任,蘇葆立分析指本質的原因是因為兩種政治制度的不同所造成的。

蘇葆立說:美國對中國政治制度的不信任,是因為這個政治制度是基於一種意識形態的制度。在美國的政治制度下,任何事情都會受公眾的詳細審查,或立即否定,而中國的政治制度完全不是這樣,所以要建立信任是非常困難的。特別是中國的政治制度非常複雜,缺少透明度,往往是內部的政策驅使其外交政策,我們(美國)不知道中國在處理外交關係的時候是如何運作的,我們不知道哪些人參與政策制定,也不知道他們都會考慮哪些方面。我們知道所有事務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內部處理,但我們不清楚他們以及相關的各個部門如何運作。比如我們知道中國新成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但我們不知道是由哪些人組成的,什麼時候開會,以及主要功能是什麼。

今年春最新的《皮尤全球態度調查》(Spring 2016 Global Attitude Survey)顯示,美中人民互不信任的程度還是非常嚴重,但兩國的年輕人(18歲-34歲)對對方的肯定態度有增加;另對中國的態度共和黨比民主黨更加嚴厲。蘇葆立指出近年來隨著文化交流在年輕一代之間越來越廣泛,越來越多的美國年輕人會講中文,越來越多的中國年輕人來美國留學,使得年輕一代對中美雙方的看法趨於正面,這讓我們看到一些消除不信任的希望,但兩國的年輕一代都不是政治上有實力的一族,所以對外交政策的影響非常有限。至於美國兩大政黨對中國的態度有別,是因為通常在共和黨內,更多的人比較關心美中關係帶來給選民的經濟影響,特別是集中在較偏遠地區,老的工業區共和黨選民,認為由於中國的經濟發展使得他們失去工作,所以有很多怨氣,認為這些都是因為美中經濟關係而造成的不公平。

對於今年美國大選的結果對美中關係的發展,蘇葆立認為年底美國大選產生的新總統和明年中共召開的19大,對美中關係今後的發展非常重要。

蘇葆立說:希拉里不是中國當局喜歡的人物,但她之前的外交記錄我們還是可循的,她對中國很嚴厲但並不是不公平。川普就很難講,但他的一些言論也表明他對中國會有更嚴厲的政策。取決於美國大選結果,現時的美中關係處於一種待命階段,直到大選結果出來我們才可以做進一步判斷。明年中共十九大召開,我們也期待會有一些人事變動,有關習近平及他如何運作中國的政治體制,我們聽到一些各方面流傳的消息,但因為中國政策制定缺乏透明度,所以從美國方面我們只能觀望,但由於對中國政治制度缺乏信心,我們不期待有太大的改變。

最後,蘇葆立說,再讀『天安門事件之後』,書中提出的美中關係的框架,問題所在, 比如政治制度的不同和溝通的困難,以及雙方的期待等都沒有變,使得這本書有其現實的意義。如今儘管美中之間增加了很多交流的渠道,像美中戰略經濟對話,但效果如何,還有待我們進一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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