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中國解放軍發表第九份國防白皮書,題為《中國的軍事戰略》,內容除提及軍事現代化及中國面對的挑戰外,其中一個重點是要求軍隊改變以往「重陸輕海」的組建方針,「加強海外利益攸關區國際安全合作,維護海外利益安全」,將中國海軍的角色由「近海防禦」外加上「遠洋護衛」的要求,因而被區內其他國家視為中國由傳統陸權走到海權的重要訊息。
對於中國能否成為下一個海權國家,中國學者及西方學者有著不同的看法︰中國的軍事及政治學者認為,中國未來的海權樣板不是西方那種講究帝國行為及建立殖民地的海上霸權,而是希望達致多贏的華夏特色海權,因此分析中國海權應由華夏文化出發。西方的比較歷史及政治學者認為,中國欠缺海洋歷史及文化,即使最終中國有著強大的艦隊及海洋作戰能力,其海權命運或與其他歐洲傳統陸權國家如法國、德國及前蘇聯一樣,空有硬實力卻難以稱霸海洋。
對於中國歷史有沒有海洋文化,反對論者如費正清(J. K. Fairbank)多引用明清時代的閉關自守及受限的海上貿易,以印證近代中國並沒有發展出如西方一樣的海洋文化;支持論者卻提出明代鄭和下西洋的歷史,印證中國在海洋曾有一後輝煌歷史。然而,歷史學者羅榮邦疏理不同的歷史文獻,歸納出中國海權發展實為「陰陽起伏」的周期概念,而當代中國的海權發展可說是第四個周期。
羅認為,中國在地理位置及人口上均有能力成為東亞海權,沿海地區也孕育出一如西方的海洋文化。但古代中國不能長時間成為海權國家,原因是中國的海權發展與政權的穩定及取態掛勾,是不為而非不能。羅將中國海權發展分為三個周期︰第一個周期起於戰國時代吳越,盛於秦漢征服高句麗(約今朝鮮半島北部)及安南(約今越南),衰於漢中葉國力衰減;第二周期起於三國時代吳國水師,歷南朝諸政權,盛於隋代建運河及唐代對外擴張並設專屬海外貿易的市舶司及「蕃坊司」,衰於唐中葉後的外族入侵及政治內亂。
羅榮邦指出,第三個周期才是中國海權的真正周期,原因是南宋之先,貿易多以漕運成主,船隻亦多負責河道運輸而非海運,經濟活動仍以農業為主,貿易為副。但隨著五代十國的南唐、吳越、南漢諸國發展海洋貿易以取代以往以農立國的經濟模式,海洋貿易網絡及造船技術得以成熟,海洋貿易此後成為宋代經濟重要一環,特別是南宋時期北方土地被金人及蒙古所佔,土地大幅減少的情況下更要依賴商業收益支撐國庫。另一方面,宋軍在陸戰上難敵遊牧民族的鐵騎,反而在海上數場戰事宋軍卻佔有優勢。因此,在形勢被人強的情況下,南宋最終發展首枝由國家為本、永久的海上作戰部隊,令南宋海權除了發展由日本到東南亞的海上貿易網絡外,更發展海上防衛及軍事保護力量,作為中華海權的另一個面向。而南宋的華夏文化,而隨著海上貿易的盛行流到東南亞諸國,亦意外地成為日後南宋為蒙古所滅後宋人安身立命之所。第三周期的中華海權盛於元代忽必烈時期及明初的鄭和時期,得力於宋代海軍技術及民間網絡,元代海權及陸權令蒙古成為橫跨歐亞的帝國,其海權發展更直達印度洋及阿拉伯,令元代官方及民間的「華夏貿易圈」由南海延伸至印度洋,從而連結當代歐洲 – 印度 – 東亞的貿易網。而明代在宋元的基礎上發展朝貢制度,進一步確立由中華海權所建立的朝貢體系,成為東亞國際政治的重要一環。而鄭和下西洋,正正是華夏海權確立的表徵。
羅榮邦的著作以歷史敘事的方式,勾劃在宋元兩個被人常被忽略的朝代華夏海權的發展,從而印證明代海上霸權實為南宋及元代海權發展為基礎。另一方面,羅榮邦的歷史分析亦指出中國海權發展的兩個關鍵︰一是國家面對危機需要借用海洋所帶來的軍事及經濟力量抗衡大國及陸權,二是技術的借代及傳承令統合中國者可以發展海權。而海權的沒落,又往往源於統合者再一次面臨陸權的挑戰或內部分裂。
另一方面,相對於強調軍事行動,透過羅榮邦的著作,我們可發展上一個周期的華夏海權重點在於民間貿易及文化網絡,特別是南宋及元朝均依賴商人的海上貿易充實國庫,這似乎與不少中國學者對於華夏海權的獨特性不謀而合。然而,對於西洋海權發展史有所了解的也許會提出質疑這是否華夏海權的獨特性,畢竟在神聖羅馬帝國時期漢薩同(Hanseatic League)的制度也可與宋元的自由海洋貿易制度類比,分別只是漢薩同盟以城市及王國為單位,「對內一致,對外和平」鬆散政治及經濟同盟,華夏海權則強調「華夷一家,厚往薄來」的天朝一元中心思想。
因此,假如華夏海權並非中國的獨特過程,而是由古代帝國走到現代國家的其中一個過程,羅榮邦對中華海權的歷史分析,配合西方的國家制度發展史,便會得到一個有趣的結論。西方的現代國家制度發展,正正是將民間如漢薩同盟這些海權力量收歸國有,然後因著民族主義的興起、國內經濟發展導致產能過盛,因而要借海權建立民族帝國解決國內問題,大英帝國的出現就是活生生的寫照。現時中國國內似乎亦面對相同的問題︰改革開放後政權以民族主義為認受性的基礎,國家近年發展亦令國內出現產能過盛的問題,內部需求不足的情況下急需外在市場以解決經濟問題,亦因此有著發展海權的迫切性。假如相同歷史決定論的話,似乎東亞甚至世界將迎來新的中華帝國。
當然,時至今天要建立海外殖民地幾不可能,但華夏海權會否出現學術界討論的新殖民主義則難有定論,事實上有些非洲國家領袖均開始質疑中國近年對非洲投資背後的意圖。另一方面,歷史也告訴我們,假如一個海權面臨另一個海權的挑戰,最終將會是一場戰爭。華夏海權發展能否走出這場歷史宿命,實有賴北京能否在中國走向現代國家的路上維持華夏海權「和而不同」、「民間主導」的獨特性,落實真正有中國特色的海權思想。
(鍾樂偉為香港中大助理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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