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書評】反思中國─介紹陳宜中著《中國關鍵七問：憂世者的訪談》

中國確是本難讀的書。一面是大都會的浮華萬象，一面是農民工的顛沛流離；一面是經濟增長節節上升，一面是政治貪腐無日無之。中國最終是越過危機走向昌盛，還是掉失繁榮步入危機，看來需對大局有全盤認知才能判定去向。《中國關鍵七問》一書的作者，通過與七位大陸思想家的深入訪談，了解他們的思想重點及其背後因由，從而察見中國社會的問題癥結、發展障礙及前景走向。

該書以北大退休教授錢理群的訪談開章，從他“文革”造反派的親身經歷談到他的價值追求，以至他對中國未來的企盼。錢理群是魯迅專家，他說自己秉持魯迅的批判精神，鼓吹個性解放，反對專制，崇尚獨立思考，也捍衛言論自由。他認為，中國國民性格不能改造的話，什麼富國強兵甚或政治改革，到頭來都無法帶來中國文明的現代化。因此，在制度改革之餘，必須同步推行文化、價值、生活三方面的革新。

錢理群對改革其實並不樂觀。他看到江澤民年代大力發展經濟，卻同時帶來盲目發展的惡果，如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並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團。到胡錦濤、溫家寶年代，他看到言論控制加強，也認定中共絕對不會放手讓人民享有言論、出版、結社自由，更絕對要控制軍隊、牢牢掌握政權。不過，儘管政治高牆鞏固，他堅持以魯迅所提倡的“絕望的反抗”，不抱任何希望，卻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反抗到底。

隨住經濟持續增長，中國在世界舞台上乘時崛起，但歷史學家許紀霖卻擔心，這僅僅是富強的崛起，而非文明的崛起。在缺乏普世價值的支撐下，中國崛起代表經濟力量強大，卻非自身文明價值的優勝。許紀霖認為，中國強大卻欠缺普世認可的價值，對外（尤其是周邊國家）只會形同霸權，對內亦難以德服人，社會政治秩序只流為自利的、個人主義社會，大家可“享受發財和消費的自由…在公共領域則成為缺乏權利與責任的、既無宗教也無道德的個人”。

一個由專制國家組織的個人主義社會，同時承受自由有限、福利不足兩大弊端。歷史學家秦暉有此看法，因為專制下政府權力不受限制，其責任亦不可追問，導致個人自由空間窄小，民眾福利不足。面對這種特異的社會形態，秦暉認為必須反其道而行，一方面要求為民眾的自由而限制政府的權力，同時，迫使政府為社會福利承擔責任。當限制權力、擴福利雙管齊下，政府權力和責任亦會走向均衡。在秦暉來看，這更是中國憲政民主的必由之路。

有別於上述三位，社會學家于建嶸，根據社會基層民眾—農民和工人的狀況，指出中國社會潛存的危機。一方面，九億農民仍處於弱勢地位，他們沒權處置自己的土地，卻往往被權貴徵地，而農業生產規模無法擴大，往外做工卻因沒有戶籍而淪為二等公民。另一方面，工人追求經濟利益，但工會不會組織罷工，反過來制止罷工，引起工人更大的不滿。因此，農民及工人的集體維權事件不斷發生，卻換來政權的暴力施壓。于建嶸視此做法為“剛性維穩”，以保住政治權力。但他認為，這樣做不能解決問題，卻使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

作者亦訪問了思想至今不變的文革造反派袁庾華，他以毛澤東思想理解時下的中國，使人一新眼界。面對中國經濟發展、道德缺席的困局，作者分別訪問兩位學者，其中陳明努力把儒家轉為“公民宗教”，以重塑社會的文化基礎，而政治學者高放，則主張政治改革，落實憲法，逐步解決以黨代政的問題，兩人意見相異，卻同樣值得大家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