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書評】反思中國─介紹陳宜中著《中國關鍵七問:憂世者的訪談》
2015.02.06
中國確是本難讀的書。一面是大都會的浮華萬象,一面是農民工的顛沛流離;一面是經濟增長節節上升,一面是政治貪腐無日無之。中國最終是越過危機走向昌盛,還是掉失繁榮步入危機,看來需對大局有全盤認知才能判定去向。《中國關鍵七問》一書的作者,通過與七位大陸思想家的深入訪談,了解他們的思想重點及其背後因由,從而察見中國社會的問題癥結、發展障礙及前景走向。
該書以北大退休教授錢理群的訪談開章,從他“文革”造反派的親身經歷談到他的價值追求,以至他對中國未來的企盼。錢理群是魯迅專家,他說自己秉持魯迅的批判精神,鼓吹個性解放,反對專制,崇尚獨立思考,也捍衛言論自由。他認為,中國國民性格不能改造的話,什麼富國強兵甚或政治改革,到頭來都無法帶來中國文明的現代化。因此,在制度改革之餘,必須同步推行文化、價值、生活三方面的革新。
錢理群對改革其實並不樂觀。他看到江澤民年代大力發展經濟,卻同時帶來盲目發展的惡果,如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並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團。到胡錦濤、溫家寶年代,他看到言論控制加強,也認定中共絕對不會放手讓人民享有言論、出版、結社自由,更絕對要控制軍隊、牢牢掌握政權。不過,儘管政治高牆鞏固,他堅持以魯迅所提倡的“絕望的反抗”,不抱任何希望,卻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反抗到底。
隨住經濟持續增長,中國在世界舞台上乘時崛起,但歷史學家許紀霖卻擔心,這僅僅是富強的崛起,而非文明的崛起。在缺乏普世價值的支撐下,中國崛起代表經濟力量強大,卻非自身文明價值的優勝。許紀霖認為,中國強大卻欠缺普世認可的價值,對外(尤其是周邊國家)只會形同霸權,對內亦難以德服人,社會政治秩序只流為自利的、個人主義社會,大家可“享受發財和消費的自由…在公共領域則成為缺乏權利與責任的、既無宗教也無道德的個人”。
一個由專制國家組織的個人主義社會,同時承受自由有限、福利不足兩大弊端。歷史學家秦暉有此看法,因為專制下政府權力不受限制,其責任亦不可追問,導致個人自由空間窄小,民眾福利不足。面對這種特異的社會形態,秦暉認為必須反其道而行,一方面要求為民眾的自由而限制政府的權力,同時,迫使政府為社會福利承擔責任。當限制權力、擴福利雙管齊下,政府權力和責任亦會走向均衡。在秦暉來看,這更是中國憲政民主的必由之路。
有別於上述三位,社會學家于建嶸,根據社會基層民眾—農民和工人的狀況,指出中國社會潛存的危機。一方面,九億農民仍處於弱勢地位,他們沒權處置自己的土地,卻往往被權貴徵地,而農業生產規模無法擴大,往外做工卻因沒有戶籍而淪為二等公民。另一方面,工人追求經濟利益,但工會不會組織罷工,反過來制止罷工,引起工人更大的不滿。因此,農民及工人的集體維權事件不斷發生,卻換來政權的暴力施壓。于建嶸視此做法為“剛性維穩”,以保住政治權力。但他認為,這樣做不能解決問題,卻使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
作者亦訪問了思想至今不變的文革造反派袁庾華,他以毛澤東思想理解時下的中國,使人一新眼界。面對中國經濟發展、道德缺席的困局,作者分別訪問兩位學者,其中陳明努力把儒家轉為“公民宗教”,以重塑社會的文化基礎,而政治學者高放,則主張政治改革,落實憲法,逐步解決以黨代政的問題,兩人意見相異,卻同樣值得大家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