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书评】反思中国─介绍陈宜中著《中国关键七问:忧世者的访谈》

2015-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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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宜中著《中国关键七问:忧世者的访谈》。
陈宜中著《中国关键七问:忧世者的访谈》。

中国确是本难读的书。一面是大都会的浮华万象,一面是农民工的颠沛流离;一面是经济增长节节上升,一面是政治贪腐无日无之。中国最终是越过危机走向昌盛,还是掉失繁荣步入危机,看来需对大局有全盘认知才能判定去向。《中国关键七问》一书的作者,通过与七位大陆思想家的深入访谈,了解他们的思想重点及其背后因由,从而察见中国社会的问题症结、发展障碍及前景走向。

该书以北大退休教授钱理群的访谈开章,从他“文革”造反派的亲身经历谈到他的价值追求,以至他对中国未来的企盼。钱理群是鲁迅专家,他说自己秉持鲁迅的批判精神,鼓吹个性解放,反对专制,崇尚独立思考,也捍卫言论自由。他认为,中国国民性格不能改造的话,什么富国强兵甚或政治改革,到头来都无法带来中国文明的现代化。因此,在制度改革之馀,必须同步推行文化、价值、生活三方面的革新。

钱理群对改革其实并不乐观。他看到江泽民年代大力发展经济,却同时带来盲目发展的恶果,如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并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到胡锦涛、温家宝年代,他看到言论控制加强,也认定中共绝对不会放手让人民享有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更绝对要控制军队、牢牢掌握政权。不过,尽管政治高墙巩固,他坚持以鲁迅所提倡的“绝望的反抗”,不抱任何希望,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反抗到底。

随住经济持续增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乘时崛起,但历史学家许纪霖却担心,这仅仅是富强的崛起,而非文明的崛起。在缺乏普世价值的支撑下,中国崛起代表经济力量强大,却非自身文明价值的优胜。许纪霖认为,中国强大却欠缺普世认可的价值,对外(尤其是周边国家)只会形同霸权,对内亦难以德服人,社会政治秩序只流为自利的、个人主义社会,大家可“享受发财和消费的自由…在公共领域则成为缺乏权利与责任的、既无宗教也无道德的个人”。

一个由专制国家组织的个人主义社会,同时承受自由有限、福利不足两大弊端。历史学家秦晖有此看法,因为专制下政府权力不受限制,其责任亦不可追问,导致个人自由空间窄小,民众福利不足。面对这种特异的社会形态,秦晖认为必须反其道而行,一方面要求为民众的自由而限制政府的权力,同时,迫使政府为社会福利承担责任。当限制权力、扩福利双管齐下,政府权力和责任亦会走向均衡。在秦晖来看,这更是中国宪政民主的必由之路。

有别于上述三位,社会学家于建嵘,根据社会基层民众—农民和工人的状况,指出中国社会潜存的危机。一方面,九亿农民仍处于弱势地位,他们没权处置自己的土地,却往往被权贵征地,而农业生产规模无法扩大,往外做工却因没有户籍而沦为二等公民。另一方面,工人追求经济利益,但工会不会组织罢工,反过来制止罢工,引起工人更大的不满。因此,农民及工人的集体维权事件不断发生,却换来政权的暴力施压。于建嵘视此做法为“刚性维稳”,以保住政治权力。但他认为,这样做不能解决问题,却使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

作者亦访问了思想至今不变的文革造反派袁庾华,他以毛泽东思想理解时下的中国,使人一新眼界。面对中国经济发展、道德缺席的困局,作者分别访问两位学者,其中陈明努力把儒家转为“公民宗教”,以重塑社会的文化基础,而政治学者高放,则主张政治改革,落实宪法,逐步解决以党代政的问题,两人意见相异,却同样值得大家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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