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書評】中國集權體制比西方憲政更優勝？─介紹胡鞍鋼著《中國集體領導體制探究》

不少中外論者都認為，現行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是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主要障礙。中國社會和經濟能否進步，取決於政治改革能否成功。不過，一些建制派學者不僅不同意此說，更認定中國近年的崛起，以至未來的繁榮，是由於一黨專政，特別是集大權於一身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會有效運作所致。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的論述，可謂其中的表表者。胡鞍鋼首先從歷史說起，並指出以政治局常委為領導核心，是中共領導體制走出文革夢魘的重要一着。在毛澤東管治下的中國，是徹頭徹尾的個人獨裁，由此對中國人民造成的傷害和挫折，令改革開放時期中共領導人痛定思痛，轉為集體領導制，以政治局常委成員為核心，各司其職，互相合作，尋求共識，然後有效施政。他指出，過去二十年的發展，令集體領導體制更趨完善，不到十位的政治局常委，既統領也代表了不同權力系統（如黨、政府、政法、軍隊、人大政協），一面匯聚各方力量，一面團結統一，有效管治國家。

胡鞍鋼進一步解釋，政治局常委的集體領導制有其獨特的運作機制。除了上述的集體分工協作機制，集體接班機制清楚規定，領導層區分界屆別，任滿必須由今屆交到下一屆，避免個人指定接班人，而接班幹部必須有地方工作的歷練及曾經擔任現時領導核心的助手。與此同時，通過集體學習和集體調研機制，領導層更全面掌握資訊、更了解實際情況，而最後是集體決策機制，要求政治局常委在重大問題上堅持集體討論，並根據多數意見形成政治決策。

作者認為這套集體領導體制，不單擺脫毛澤東年代“朕即國家”的獨裁統治，更比西方憲政國家以權力互相制衡的體制更為優勝，因為領導層的分工合作，代表不同權力系統在常委領導下緊密協作，避免相互扯皮，甚至拆台的局面。因此，胡鞍鋼斷言，政治局常委會只要依上述機制去做，既可免除個人獨裁重現，也可提高領導集體的自我完善、自我修復的能力。在此基礎上，改革開放必可順利進行。

當然，集體領導雖可避免個人專制，卻依然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獨裁。即使只計被官方視為先進分子的中共黨員，為數也有八千萬人以上，卻只能下級服從上級，聽命於黨內的最高權威。

同時，政治局常委的出現，實質上架空了中央委員會，以至政治局的決策地位。過去，中央委員會只選出政治局成員，並授權他們在中央委員會休會期間，執行中委會的意旨和決策，而具體工作，則交由中央書記處推行。其後，政治局常委成為常設制度，便變成領導核心中之核心，政治局作為中委會代表的最高權力，便交由政治局常委操作，常委就是擁有最高權力的少數人。因此，他們能否適當運用權力，關鍵不在於如何集體討論、如何集體調研、集體決策，而在於胡鞍鋼沒有提及的地方，即如何受到監督，確保他們是人民的公僕，而不是如上屆常委周永康般，是騎在人民頭上的流氓。

從制度的觀點看，即使一些集體領導機制進一步規範化，但若無有力的監督和制衡，一些領導人如鄧小平、江澤民，不難從其他領導人之中脫穎而出，主控大局。胡鞍鋼似乎忽略了鄧小平甚至不是常委，卻主宰著大局的發展。而這種忽略，看來是源於他好像沒有意識到，他筆下的集體領導制只是美好的想像，只憑領導人道德滿分，却無憲法地位，也無制度保證可言。

（杜耀明為浸會大學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