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書評】儒家思想：推動民主的軟力量─介紹余英時著《中國與民主》

有些人一口咬定，中國文化薰陶下，民族固步自封，中國人注定與民主絕緣。不過，國學大師余英時素來稱頌儒家思想的價值，更認為儒家核心價值與民主理想志同道合。他甚至斷定，推廣儒家文化，既可提高人文素養，更有助中國人社會的民主建設。

余英時沒有花太多篇幅去論述民主的價值，他只簡單道來，民主制度解決了中國的千古難題，以和平方法達成政治權力的轉移，讓人感到生活安全，文化傳承也不會因暴力革命或鎮壓而打斷。也基於他對民主和非暴力方法的認同，余英時高度肯定香港以“公民抗命”爭取民主，也視此為中國民主運動的組成部分。

相對而言，他用不少心思去論述儒家文化對民主發展的重要性，認定其為華人社會民主進程不可或缺的要素。首先，余英時指出，民主的選舉制度不足以成就德政和善治。用他的說法，建基於人人平等的選舉或決策制度，只是少數服從多數，是數量上的民主。若社會缺乏文化修養，最壞的結果，或會出現多數人的獨裁，貶斥理性、打擊少數。

不過，有別於一些傳統文化的支持者，余英時不會因此而否定民主的價值，卻提出克服民主制度弊病的辦法，在於弘揚儒家思想和文化，其中如公正、社會責任、人類平等、富民等等觀念，可為重量不重質的民主制度，提供豐富的人文內容。所謂民主管治，再不僅僅是管治人選由人民決定，更包括以民為本的德政和善治。

更具體的說，文化修養和建設對民主政治的重要性有兩方面。按照作者的看法，民主的領袖比獨裁的領袖更需要文化修養，否則，只懂操控選票。一旦選舉勝利，便可借其認受性為所欲為，直至下次選舉為止。因此，注重領導人品行的儒家文化，若有效推行，定能培養領袖人才好好運用權力。其次，儒家文化注重人文價值，據此形成公民的通識，定可提高他們的觀察力和判斷力，發揮監督權責、促進朝野良性互動的作用。

更進一步，余英時主張提升人文修養，有助克服社會計較功利少談道德、重視功名忽略價值的主流趨勢。他認為，政府應無為而治，提供應有的物質條件和自由環境，讓學術界、文化界、教育界、新聞界自由發展，重建價值系統，使文化免受權勢、金權的蹂躪，成為我們安身立命、社會穩定發展的精神資源。

作者深信儒家思想與普世價值（自由、民主、法治、人權）並行不悖。他列述多位近代儒者，如薛褔成、康有為、嚴復、王韜、陳獨秀、胡適等等，都是普世價值的推介人。他更表示，從他們的言行表現，正好說明儒家思想與普世價值非常合拍。

從另一角度看，這本書是余英時學術思想的扼要版。余先生以中國思想史研究見稱於世，其中他認定中國在幾個重大變動時代（春秋戰國之間、漢晉之間、唐宋之間、明清之間）均曾出現思想的突破。有關論述，這裡無法介紹，但他的研究方法，卻值得一提。余先生一面深入分析思想內涵，一方面着眼於社會整體變動，特別由知識分子社會身份的變化着眼，從而解釋一代思想的出現、特徵和作用。目下香港思潮起伏，由民主回歸到本土自主，都需要深思明辨，余先生的研究方法，相信可供大家借鏡。

（杜耀明為浸會大學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