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思行书评】《我是记者——六四印记》

2019-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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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六月初,不少香港人总会觉得心情沉重。无论是否出席在铜锣湾维园举行的六四烛光集会,大众也会被媒体各式各样的六四事件专题报道而勾起往事的回忆。今年正好是六四事件的三十周年!试问人生有多少个三十年?当年亲历这事件的一班香港记者,在去年底酝酿藉著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再为事件做纪录。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曾参与采访学运及经历六四北京屠城的香港记者,策划了《人民不会忘记》一书,作为对八九民运的历史见证。那一次组织文稿,虽然记忆犹新,但在资料全面性方面,难免有所遗漏;例如没有关于北京中央决策的资料,也没法获得第一手资料呈现镇压的因由。《我是记者——六四印记》编辑委员之一,当年为无线电视记者的陈惠儿说,事隔三十年,这班「老鬼」眼见是非黑白被强权、庞大的宣传歪曲,决意要为当日所见所闻再做一次记录。

陈惠儿说,89年六四后出版的《人民不会忘记》,是当年采访过八九六四的记者撰写的。近年将这本书放在维园烛光晚会里出售,参与集会的人说,他们每个人家中都有一本,因此觉得需要出版一本不同的新书。另外,他们希望记录三十年前在北京,究竟发生了甚么事情。因为最近一些报导指,北京当年并没有人死亡,或者将六四事件淡化至其实并没有发生甚么事。他们觉得不能再将事实埋藏,是时候再作一个记录。

这次重整历史片段,他们分别以文字和影像来记述。邀请30位当年曾经直接采访学运及「六四」的记者拍摄短片,讲述他们的六四故事;另外,60位当年在「六四」前后留守北京的记者,撰文记录当年采访实况。这本书在2019年6月4日面世。

事隔三十年,记忆经过沉淀,重新整理。书中60位香港记者的见证与感言,并不是旧闻重温。当中提供了不少新资料,是《人民不会忘记》一书未曾披露的;有些场景是当年未曾报道,或者因著局势急转直下而没有公开。例如当年《新晚报》记者司徒元对北京高校自治联会首任主席周勇军的专访;前《快报》记者梁慧珉当时在民族饭店,遇上军队密集开枪,纵使是文字记者,她也特意用录音机把枪声录下来,作为血腥屠杀的实证。曾任职《星岛日报》的蔡淑芳在六月四日凌晨,拍下解放军清场时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开枪,子弹击在石碑上并发的火光。照片三十年后因为今次《我是记者》的出版而解封,那点火光,蔡淑芳说,成为她一生不能磨灭的光。书中,还有一些摄影记者、电视台摄影师讲述当年如何在枪林弹雨中,为历史留下影像记录。

回忆总是沉重的,《我是记者》也提供宏观分析,以不同层面呈现复杂的六四事件。程翔的文章谈到,1989年东欧共产阵营倒台与北京民运的关系;中文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林和立指出,中共在六四之后牢牢掌控一切,以求长治久安。但「苏东波」倒台说明,一个没有认受性的政权,越要垄断资讯与资源,便越脱离群众。有枪炮在手,是否真的可以千秋万代,还看老百姓的觉悟。 

《我是记者》编委们也没有把时空定格在八九年的六四前后。在事件的后续方面,有多名八九年之后加入新闻行业、后来专门跑中国新闻的记者分享他们经历。

陈惠儿说,今次特别邀请部份记者,希望能够达到承传。这些记者在89年的时候仍未入行,但后来或多或少接触过八九民运的新闻。陈惠儿认为,并不是当年采访过六四事件的记者才作记录,后来采访的,也很值得做记录。书中有数篇文章,陈惠儿希望向读书推介;例如曾经当记者,现为浸会大学讲师的吕秉权,当(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逝世时,他被派往赵的家乡采访。吕秉权就讲述了赵紫阳家乡的情况和采访经历。记者吕熙访问了「天安门母亲」,她在89年的时候只得两岁,她的访问正好补遗了整个六四事件后来的发展情况。「天安门母亲」认为她们的子女死得不明不白,希望为他们讨回一个公道。另外,记者区家麟当年刚大学毕业,只是无线电视一名实习记者,即被派往中环滙丰银行前的百万人大游行采访。这件事令他十分难忘,后来更投身新闻行业。

还有一篇陈惠儿想推介的文章,是记者林建诚写的李旺阳事件。没有人想到,六四事件发生多年后,会有李旺阳事件,李旺阳也是死得不明不白。这些补遗,由一些年轻的记者去写,令整个有关六四的记录更加完整。

《我是记者》一书在今年六四当晚首度面世,第一版旋即售清。现正加印第二、第三版,有兴趣的朋友还是早点行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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