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看書】羅伯特評《走過冰山》以自由之筆見證苦難


2014-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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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review-350.jpg 孫立勇著《走過冰山》

事實上,這是一部寫完後壓在箱底7年的書。和它的主人一樣,2002年初完稿後,歷經坎坷,2009年終於出版。推薦者、民運人士陳子明推薦說,作者是在用自由之筆見證苦難。但為了這支自由之筆,作者孫立勇付出了常人難以想像的慘重代價。

1989年“六四”鎮壓後,曾經當過警察的孫立勇,因呼吁建立特別法庭追究那些下令開槍者的法律責任,創辦地下刊物《鐘聲》,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有期徒刑7年。孫立勇一直拒絕承認自己有罪,也因此沒有任何減刑的機會。出獄後,他持續受迫害。即便如此,孫立勇一面艱苦打工維持生計,一面為仍然在押和出獄不久的6.4政治犯難友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2004年,借旅游之機,孫立勇和家人逃出了中國,流亡澳大利亞。

流亡海外期間,他只能從事體力勞動,先是靠揀瓶子維持生計,後來給搬家公司打工,扛著冰箱、洗衣機、鋼琴爬樓……就是在這樣艱苦的生活條件下,他還與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中國政治和宗教受難者後援會”,大家從辛苦掙來的血汗錢中拿出一部分,支持國內的政治犯難友和家屬,為他們的孩子提供獎學金。

《走過冰山》的價值在於,它不但紀錄了中國司法體系對人權的粗暴踐踏,還第一次精確呈現了上個世紀80年代初中國“嚴打”的真相。當局在打擊刑事犯罪的幌子下,嚴重侵犯人權的行徑,至今沒有被外界所重視。而當時作為警察的作者,也正是因此看到了那個國家機器的本質,選擇了徹底的決裂。但這種決裂,也注定將自己推上了祭壇。

只要有寫作能力,中國的政治犯出獄後,一般都會寫書記錄下自己的經歷。但中國對言論出版的嚴格控制,導致了他們即便在寫作的時候,也只能使用春秋筆法,將那些最黑暗的故事隱去。即使是孫立勇這樣已經逃離中國的人,也不得不為若干還身在國內的當事人隱去了真實的姓名。

相對於其他記錄監獄生活的書,《走過冰山》的作者花費了大量的筆墨描寫監獄故事,以及那些可以接觸到的各種各樣的服刑人員及作為專政工具的監獄管理人員。用這些活生生的人的故事,為讀者勾畫出了中國監獄清晰的專政邏輯。從這個結構圖裡,讀者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這個自稱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裡,對人權最粗暴的踐踏和法律條款形同虛設的事實。

作者完成這樣的記錄,得益於他的筆記。在監獄裡,孫立勇悄悄記錄了上百萬字的筆記,這幫助他以最快的速度寫出了這本書,那段特殊的記憶才得以留存。在面對本台記者采訪時,他說到了自己創作該書的初衷。

他說: 我個人的苦難,只是中華民族苦難長河中的一滴水。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記錄的,記錄共產黨對我們的迫害,記錄他們的罪惡,這是很重要的。

孫立勇在北京第二監獄時,悄悄組織人收集了二監在押政治犯(包括所謂“八九兩亂人員”4)的全部名單,歷經各種曲折才秘密送出監獄。後來,孫立勇的家人拿著這些材料,找到了陳子明。也正是根據孫立勇的秘密傳遞出的材料,外界才知道,北京市第二監獄裡,仍然關押著上百名政治犯。他們多被判處很長的刑期,有的還是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或無期徒刑。

其中,有要求為“六四”平反而被判刑的地下刊物的編輯,他們是:韓罡,28歲,《起跑線》主編,1989年七月被捕,判刑12年;陳晏彬,29歲,《鐵流》主編,1990年9月被捕,判刑15年;張亞非,28歲,《鐵流》編輯,1990年9月被捕,判刑11年;尚子文,35歲,《鐘聲》編輯,1991年4月被捕,判刑6年;孫立勇,33歲,《鐘聲》主編,1991年5月被捕,判刑7年……

民運人士陳子明在他的文章裡講及拿到資料的細節。1995年,在他第一次保外就醫期間,孫立勇的家人見到了他妻子王之虹,並把一份有關孫立勇的申訴材料交給她。根據這份材料,他寫了《介紹一位政治犯難友》一文,用筆名發表在《北京之春》第二期上。

但也正因為他的行為,激怒了監獄管理方。因被同樣是政治犯的人告密,作者因此受到了嚴厲的懲罰,被戴上手銬腳鐐長達183天,在禁閉室關了大半年。作者說,他在書中描寫了這個細節。監獄對他們的酷刑,基本按照管教個人的意願,法律不過只是擺設。

他說: 給我戴手銬子戴腳鐐,我就問他,你根據什麼給我戴啊?他說根據監獄法。我說監獄法第48條明文規定,有下列四種情形戴戒具,第一越獄逃跑的戴;第二,押解途中的戴;第三是暴力襲擊政府管教的戴;第四是為危險情形的。我說就這四款,我是第幾款?他說你是第五款。我說監獄法第48條就規定第四款。他說,你就是第五款。

由於長時間戴著鐐銬,手銬、腳鐐接觸的皮膚全都潰爛,銬子深深地陷進了肌肉。禁閉室惡劣的生活條件,還使他得了中耳炎、美尼爾綜合症、高血壓等其他多種疾病……但所有這一切殘酷折磨,都不能使他屈服。

作者在書裡記錄了這個凶殘看守的名字。也正是這個看守的做法及其後來的一句話,讓他對中國的司法本質有了最深刻的認識。

他說: 這個人叫王小寶,他是北京市第二監獄獄政科長。然後我跟他說我控告你,我現在要見北京市檢察院監所科的,他跟我講說,你就死了這條心吧。公檢法都是共產黨的買賣。

是的,買賣。作為專制的執行人,用不無幽默的北京腔說出的實質,讓作者深刻的明白,在這種體制之下,他所經歷的苦難,也許只能算是中國人那苦難冰山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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