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看书】罗伯特评《走过冰山》以自由之笔见证苦难

2014-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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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勇著《走过冰山》
孙立勇著《走过冰山》

事实上,这是一部写完后压在箱底7年的书。和它的主人一样,2002年初完稿后,历经坎坷,2009年终于出版。推荐者、民运人士陈子明推荐说,作者是在用自由之笔见证苦难。但为了这支自由之笔,作者孙立勇付出了常人难以想像的惨重代价。

1989年“六四”镇压后,曾经当过警察的孙立勇,因呼吁建立特别法庭追究那些下令开枪者的法律责任,创办地下刊物《钟声》,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孙立勇一直拒绝承认自己有罪,也因此没有任何减刑的机会。出狱后,他持续受迫害。即便如此,孙立勇一面艰苦打工维持生计,一面为仍然在押和出狱不久的6.4政治犯难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2004年,借旅游之机,孙立勇和家人逃出了中国,流亡澳大利亚。

流亡海外期间,他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先是靠拣瓶子维持生计,后来给搬家公司打工,扛著冰箱、洗衣机、钢琴爬楼……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他还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中国政治和宗教受难者后援会”,大家从辛苦挣来的血汗钱中拿出一部分,支持国内的政治犯难友和家属,为他们的孩子提供奖学金。

《走过冰山》的价值在于,它不但纪录了中国司法体系对人权的粗暴践踏,还第一次精确呈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严打”的真相。当局在打击刑事犯罪的幌子下,严重侵犯人权的行径,至今没有被外界所重视。而当时作为警察的作者,也正是因此看到了那个国家机器的本质,选择了彻底的决裂。但这种决裂,也注定将自己推上了祭坛。

只要有写作能力,中国的政治犯出狱后,一般都会写书记录下自己的经历。但中国对言论出版的严格控制,导致了他们即便在写作的时候,也只能使用春秋笔法,将那些最黑暗的故事隐去。即使是孙立勇这样已经逃离中国的人,也不得不为若干还身在国内的当事人隐去了真实的姓名。

相对于其他记录监狱生活的书,《走过冰山》的作者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描写监狱故事,以及那些可以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服刑人员及作为专政工具的监狱管理人员。用这些活生生的人的故事,为读者勾画出了中国监狱清晰的专政逻辑。从这个结构图里,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这个自称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对人权最粗暴的践踏和法律条款形同虚设的事实。

作者完成这样的记录,得益于他的笔记。在监狱里,孙立勇悄悄记录了上百万字的笔记,这帮助他以最快的速度写出了这本书,那段特殊的记忆才得以留存。在面对本台记者采访时,他说到了自己创作该书的初衷。

他说: 我个人的苦难,只是中华民族苦难长河中的一滴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记录的,记录共产党对我们的迫害,记录他们的罪恶,这是很重要的。

孙立勇在北京第二监狱时,悄悄组织人收集了二监在押政治犯(包括所谓“八九两乱人员”4)的全部名单,历经各种曲折才秘密送出监狱。后来,孙立勇的家人拿著这些材料,找到了陈子明。也正是根据孙立勇的秘密传递出的材料,外界才知道,北京市第二监狱里,仍然关押著上百名政治犯。他们多被判处很长的刑期,有的还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或无期徒刑。

其中,有要求为“六四”平反而被判刑的地下刊物的编辑,他们是:韩罡,28岁,《起跑线》主编,1989年七月被捕,判刑12年;陈晏彬,29岁,《铁流》主编,1990年9月被捕,判刑15年;张亚非,28岁,《铁流》编辑,1990年9月被捕,判刑11年;尚子文,35岁,《钟声》编辑,1991年4月被捕,判刑6年;孙立勇,33岁,《钟声》主编,1991年5月被捕,判刑7年……

民运人士陈子明在他的文章里讲及拿到资料的细节。1995年,在他第一次保外就医期间,孙立勇的家人见到了他妻子王之虹,并把一份有关孙立勇的申诉材料交给她。根据这份材料,他写了《介绍一位政治犯难友》一文,用笔名发表在《北京之春》第二期上。

但也正因为他的行为,激怒了监狱管理方。因被同样是政治犯的人告密,作者因此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被戴上手铐脚镣长达183天,在禁闭室关了大半年。作者说,他在书中描写了这个细节。监狱对他们的酷刑,基本按照管教个人的意愿,法律不过只是摆设。

他说: 给我戴手铐子戴脚镣,我就问他,你根据什么给我戴啊?他说根据监狱法。我说监狱法第48条明文规定,有下列四种情形戴戒具,第一越狱逃跑的戴;第二,押解途中的戴;第三是暴力袭击政府管教的戴;第四是为危险情形的。我说就这四款,我是第几款?他说你是第五款。我说监狱法第48条就规定第四款。他说,你就是第五款。

由于长时间戴著镣铐,手铐、脚镣接触的皮肤全都溃烂,铐子深深地陷进了肌肉。禁闭室恶劣的生活条件,还使他得了中耳炎、美尼尔综合症、高血压等其他多种疾病……但所有这一切残酷折磨,都不能使他屈服。

作者在书里记录了这个凶残看守的名字。也正是这个看守的做法及其后来的一句话,让他对中国的司法本质有了最深刻的认识。

他说: 这个人叫王小宝,他是北京市第二监狱狱政科长。然后我跟他说我控告你,我现在要见北京市检察院监所科的,他跟我讲说,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公检法都是共产党的买卖。

是的,买卖。作为专制的执行人,用不无幽默的北京腔说出的实质,让作者深刻的明白,在这种体制之下,他所经历的苦难,也许只能算是中国人那苦难冰山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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