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忌书评】《中华秩序》

2018-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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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秩序》(The China Order)是由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纳恩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王飞凌的著作,此书的写作体系,一如当年黄仁宇受西方历史体系所影响后,以西方的架构与观点,去重新理解与解构「中国历史」,相对于以往「中史」以朝代、政治、治乱兴替的思维方式,是以地理、人文、文化,再比较同代的西方以至一些可作类比的体制,再宏观地重建这个所谓「中华秩序」,对想以西方角度重新认识「中史」的朋友,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作品。

然而或者这是一本相对地通俗的作品,在处理大量的「中史」史料时,作者虽然非常努力去「抽离」华人的「史观」,以及尝试以西方世界的角度,去比较这些史观,但在几个近年开始多人探讨的问题上,作者仍是以较「传统」的角度,去审视这些所谓属于「中华」的特质;举例说,在《中国人与中华多民族》的章节中,虽然作者以考古学质疑所谓「自古以来」的「中国人起源论」,以及是晚清梁启超才创制出「中华民族」,甚至质疑文言文之统一,实为强大政治力量所「统一」,而不是先天如此;作者体现到所谓中国人,实为多民族,愿承认「汉族人」的基因根本不纯,这些都体现到本书远远超越了「华人视野」。

然而作者却忽略了西方世界靠教会维持,自古罗马帝国的拉丁文,实与汉语文言文与地方语言分离的相似性。对于西方世界的观点,一种「语言」,不能抽离口语,而只谈书写,特别在古代,文字普及率只限于少数受教育的知识份子或「士大夫」;反之在华人世界观中,受限于汉字的特性,常把能以汉字书写的,就视为同一种「语言」,但一说到日语、韩语以至拉文字母化之前的越南话,再无法解释时,就只有视为特例,却不质疑这种「政治划分」在学理上的准确性。

因此作者说「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帝国权力长期全力地维护书面语文言文,汉语言恐怕早已演变成许多种语言文字」,这句说话其实只对了一半;我认为「汉语」本身就是很多不同的语言,只是古时书写大家都在写「中华版拉丁文」即文言文,或在20世纪的新文学运动后,文言文改为「语体文」,只是「华人」自幼被灌输洗脑的,就是「同文字」即「同语言」,却忽视口语上遣词用字的巨大差异,更忽视所谓「我手写我口」,根本绝不适用于大多数人,因为根本不是「方言」,而是语言差异。

又反过来看今日欧美各国,除东欧东正教西里尔字母所影响的国家之外,都使用「拉文字母」的相似性,又是否可说「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都只不是「拉丁文」的一种「方言」?如果没有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没有宗教战争与新教国家兴起压倒旧教国家,作者在文中常提及公元1648年的「西发里亚式的民族国家世界秩序」,甚至比起满清入关的1644年还迟了4年,才奠定了西方世界的「分裂」;大家如果用相同的一把尺去量度,纯粹因为「满清」的「统一」建构的「中华秩序」,与「西发西里亚式」造成的「西方分裂」,又是否「必然」?还只是又属历史的「遇然」?更何况于1648年「西发里亚式的秩序」的成员,如法国变成民族国家,又是否还要去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如果法王路易十四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完全胜利,而非屈服要签署1713年的乌得勒支和约,即法国被禁与西班牙合并,西欧又是否真的会继续分裂?又有甚么理由去质疑法国西班牙的「百合花王朝」,不能如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或满清的爱新觉罗皇朝般,变成一个可以过渡到20世纪的大帝国?

因此《中华秩序》一书详细比较了「中华秩序」与西方世界的差异,这的确解释了很多「中华帝国」的独特问题;但很多差异的元素,却未必会造成后来的巨大的差异,而当中涉及了很多偶然,以及人为的因素。作者尝试在不提及「民族主义」兴起的时间点,常把「中华秩序」,与传统上所谓的「中国」等同,却仍忽视了古代没有「民族」,更没有「民族国家」,在取材与叙事上或许更方便,却也容易误导读者陷于20世纪华人史学的「中国民族国家」的世界观——因为后来被满清帝国所控制,因此就是「中国」的一部份;而不被满清帝国所统治,同样被秦始皇立为郡,文化语言差异一如两广的越南,就不是「中国」,正忽视了「中华秩序」在逻辑上的矛盾;因此必须强调,任何把「民族主义」的想法套用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之前,都有错用「时光机」的危险。

因此西方去理解「中华秩序」,或者认同所谓「中国梦」或「中华复兴」的问题时,必须先紧记这是一种源自20世纪创造的一种民族主义新信仰,而非理所当然的「自古以来」。这种「中国梦」的本质,其创造的年代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当道,与早在德国创造「千年帝国」那位奥地利下士希特勒同期的年代。一如其他大帝国——当帝国过度扩张,为周围的强邻或地理的阻隔,超越了其能承担的极限的话,就会受到包围而崩溃,而所谓「中华秩序」亦相同;当要告别专制与独裁,就有如欧洲帝国的崩解一样,裂成更合适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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