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把近二三十年來為友人所寫的38篇序文，結集成書，大有可觀之處，全書超過400頁，從中可以感受到他如何「以敬慎之心回報」索序的朋友。他在本書自序強調自己不會寫應酬式的文字，友人索序，往往會用「義不容辭」心態，「就原著旨趣加以伸引發揮，或從不同角度略貢一得之愚」。現在收錄為一集，又可以讀出學術心路的另一面相。
余英時在20世紀七十年代中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院長時，我有幸就讀香港中大，修習歷史系，雖未有機會親炙余教授的課業，但景仰彌深。後來他返回美國，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九十年代中他曾經應邀返港在香港科學館擔任學術專題講座嘉賓，我聆聽教益之餘，更親自向余教授推薦一位從中國內地因「六四」事件逃難至港的學者往美國。
身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歷史學家余英時，籍貫安徽潛山，業師是哈佛大學中國史教授楊聯陞。楊聯陞曾於1976年，把五十多封他與胡適的書信影印本贈予余英時。《會友集》有兩篇文章都談到胡適，一篇名《論學談詩二十年》，另一為《李建軍〈學術與政治--胡適的心路歷程〉序》，分別講及胡適這位現代中國最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
余英時指出，胡適終身以推動「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為最大的樂趣，他一直深受現代價值影響，完全接受了在知識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余英時更在書中頁220提到，中國大陸近年也出版不少有關胡適的論著，隱約使人感覺到中國有一種思想的動向，「即新一代的知識人對胡適所宣導的現代價值，包括民主、自由、容忍、人權、法治等等越來趨於認同」。
余英時在書中，對於「一黨專政」也有十分精闢的論述。他指出，我們今天常常聽到一種講法，認為1949年以來的「一黨專政」體制是傳統專制王朝的繼續和發展。但他指這句話似是而非，完全混淆了中國傳統皇帝制度和20世紀極權體制之間的界線。余英時分析道，中國傳統皇權只能下伸到縣一級而止，縣以下皇權就鞭長莫及，基本上是民間自治。因此才流傳著「天高皇帝遠」這一句諺語，反映人民擁有自由的生活資料，也保留了一點最低限度的私人空間。
但在1949年以後，中共的「一黨專政」則徹底摧毀了民間社會，消滅私有財產，更由黨控制了所有的生活資料，沒有一個社會成員能夠離開黨組織而生存——黨甚至壟斷一切權力。這樣在絕對一元化的權力結構下，就連「家」也不是個人的最後庇護所。
余英時早於1978年10月中至11月中，跟隨美國學者組成的「漢代研究代表團」，到過中國參訪考古遺址。正如作者在本書頁353的自述，這是他1950年以後第一次回到大陸，也是迄今唯一重返大陸的行程。據他透露，他經過研究中共文革後的走勢，斷定了1978年中國大陸所開始的改革開放這場巨變，是「黨天下」解體的發端，而「這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現在距離過程的終結還有一段時間」（頁358）。
2009年是中國改革開放31周年，余英時適逢開放的那一年回過一趟大陸，30年過去了，他雖然未有再度返回故里，但終究作出了個人的歷史現場觀察，從歷史到現實，再由現實接入中國知識分子感時報國的精神，他的感嘆並非蒼白無力的，毋寧也是通過了長期的獨立研究，為催生民主自由的中國而發聲。
北京三聯書店在2005年刊印了「余英時作品系列」六種，包括了他那批判訊息強烈的《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等文字在內。台灣《中國時報》駐美國華府記者傅建中口中的「當代大知識分子」余英時，年前在接受「克魯積人文終身成就獎」時就表明：「我早已能夠享受美國生活方式，而同時保有我的中國文化認同。」事實上，余英時表示過，一天中共的壓迫體制不變，他就不再回大陸。
據報道，中共的確是不斷向余英時招手，直接或間接做游說工作，希望能夠動員他返家鄉看看。傅建中曾在報紙上透露，北京方面一度還派出一個十九人的安徽代表團親訪在美的余英時，動之以鄉情；但余英時不為所動，甚至直截了當地表示他沒有鄉愁，對方只得知難而退。
《會友集》是一本很好了解余英時歷史和文化思想的新書，值得向聽眾朋友推介。
何良懋今日就跟大家講到這裏為止，同時感謝各位收聽。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