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九年中共建政後，不少學者不為時勢所容，南來香港，以弘揚中國文化為己任，自立門戶，另闢天地。其中唐君毅、牟宗三兩位大師一面重建儒家思想，抗衡唯物主義思潮，一面身體力行，誨人不倦，盡顯儒家的憂患意識和剛健精神。唐、牟二人為新儒家旗手，不僅僅由於兩人的學術成就，更由於他們敢於擔當時代的重任，介入現實，對抗扼殺中國文化的逆流。
不過，兩位大師之後，新儒家能否發揚光大，還是只流為思想派別的一支？
勞思光認為新儒家的成敗取決於面對現實、批判現實以至超越現實。唐君毅在世之時，勞思光就曾經向他提出，弘揚中國文化必須先了解固有文化凋零的肇因，否則一味宣揚中國文化的優點，為傳統再三吶喊，也不能針對問題所在。其次，勞思光認為新儒家不能只專注於闡揚學理，更須面對並且回應現代文明和世界思潮的挑戰。新儒家的出現，正正是要回應現代文明帶給中國文化的壓力，而儒學再生必須建基於對現代文明的深刻認識和批判。
他剖析現代文化的思想根源，在於個人自主精神同步向政治及經濟伸延。政治上，個人價值的認定發展為社會契約論，從而確立民主和人權；而經濟上，則發展為以合約精神為本的自由經濟體制。但現代文明再進一步的發展，卻引發始料不及的相反結果。例如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發展，導致貧富懸殊和社會分化，加上現代社會的高度分工，社會運作的非人性化，人亦逐漸變成物件而已。意思是，人只懂滿足物慾的需要，不問是非黑白，人只淪為經濟動物，在巿場上交換自己的價值。
隨住現代文明的建立和惡化，勞思光又指出，對內對外均問題叢生。對內，由理性主義主導的啟蒙思想以至現代文明，引發當代思潮的反抗，不少人對理性的力量以至理性本身都提出質疑。對外，現代文化的擴張性，亦導致文化衝突無法解決。從世界的眼光看，中國文化若要貢獻於世界，全在於能否解決現代文明的危機和困局。
在勞思光看來，新儒家要有所貢獻，必須兩方面都有充分準備：一是從世界哲學眼界中看中國哲學，從而知己知彼，把中國哲學獨特而且普遍價值的元素引向世界；二是看清現代世界的面貌，了解影響其發展的種種因素。
他語重心長的說，儒家哲學首要是引導實踐，但實踐只能在現代世界進行，只有關心現實世界，才能推動社會文化運動。儒家思想不僅僅是學問，更是實踐，若對實踐並無要求，只是閉門造車，又或者有所謂實踐，卻由於並不認識現代世界，只能建基於「虛幻的世界圖像」，新儒家的理想便注定落空。
全書共八章，除了最後一篇是勞思光的學術文章，其餘均是他的演講紀錄，當中難免有重覆之處，但整體而言，全書可讀性高，不僅由於作者實說實話，更在於言之有物，要求淑世的新儒家言行一致，勿再空談，負上世界公民的責任，對社會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