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把始於唐代而延續至今、僅在豪門大戶間傳遞的《邸報》（今天是不同檔次的“直報政治局”或在某級別之間“編號閱後收回”的各色《內部參考》）算作報紙的話，中國的現代傳媒應始於19世紀：由傳教士們帶進來。他們先是以可以散發的紙張傳布教義，繼而發布天氣預報或船期公告，然後是算術地理等科學常識，最後不但有了地方新聞，更見他們的弟子篤行不倦地介入——中國最早的報人於是出現，比方說《察世俗每月統計傳》Chinese Monthly Magazine（注意此處的“傳”一定要讀作“傳媒”的chuan）。
現代報業無疑是中國西化與現代化最早的組成部分。
說來慚愧，祖國真正意義上的報業最健康與繁榮的時期，要數上上世紀末和上世紀初，也即百多年前的清末民初。當然，那時候沒有激光照排，更不見3G門戶，我這裡說的健康繁榮，是指精神自由與言論尊嚴。那時，皇族的專制統治正日漸衰落；一批批士子留洋歸來；弱政府之下的開放市場和自由貿易正走上正軌；加之設在大都市的“租界”對出版與言論自由有法可依的保護——所有以上諸般因素，致使社會繁榮富裕的同時，也帶來了價值與文化的多元：市民乃至公民社會開始形成。不僅僅官，屬於知識界與平民階層的士、學、商、優，都有了自己的聲音。比方我們都熟悉的、老佛爺撥冗御覽的《申報》。
以政權的對報業開始實施有效控制，始於1927年的北伐成功。軍閥混戰之後，大一統的國民政府成立。執政的國民黨宣稱，其治理方式自此即由“軍政”轉為“訓政”。雖然在政治上實施獨裁，就經濟制度而言，該黨對私有制是認可並予以保護的（學界也有另一說：想統制而未得）。這是國民黨與共產黨統治的最根本的區別——前者始於會黨，有限接受列寧主義改造；後者始於共產國際支部、全面汲取列寧階級鬥爭理論——在這樣的情況下，獨立與自由的傳媒尚有一息尚存的空間。比如1940年代，任讀者自由訂閱的，除執政黨主辦的《中央日報》而外，還有民間的《大公報》和反對黨的《新華日報》。
不幸該黨從上至下的腐敗，比起一步步累積的社會進步，要淋漓暢快得太多了。終於，耗時四年、戰死百萬人之後，國民黨敗給了它忽而聯手、忽而剿滅的活冤家共產黨。沒想到的是，“偏安”於一個海島的台灣，竟然在“訓政”綿延40年之際，以開放報禁為標志，開始了“國父”60年前許諾的“憲政”期。
同樣將孫中山尊為“偉大的革命先驅”的大陸，一直執拗地擁抱“軍政”不敢絲毫怠懈--只看自“建國”以來，毛、鄧、華、江、胡，沒有一個攀上首腦位子的，甘於撒手“黨中央軍委主席”。
傳媒呢--有了槍杆子仍需要筆杆子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