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官史的說法，“中央紅軍”在1935年10月中旬勝利完成偉大的長征——25000裡，367天。如果讀者諸君對那幅“吳起鎮會師”的油畫、或者“鑼鼓響，秧歌起。黃河唱，長城喜”《長征組歌•到吳起鎮》太當真，就上了中共宣傳干部的當了。
帶著“黨中央”長征的這支部隊，一個多月前，從張國燾——當時他名分不是最高但實力最強——手裡“迅速脫險”的時候，礙於原先自己訂下的全套建制，只把自己稱作北上創建新蘇區的“陝甘支隊”（有時候也加上“抗日”字樣）——這時候，他們還沒從報紙上看到“陝北原來已經有蘇區、有紅軍、有游擊隊”。他們“衣衫襤褸，除了槍支彈藥外，就背著一個燒得黑黝黝的臉盆或喝水的缸子，像叫花子一樣。”有馬騎、有擔架乘從而體力尚好的毛澤東，雖然寫下“倚天抽寶劍”贈送昆侖山、“長纓在手 縛住蒼龍”等豪言，但無一日不頭疼於 “擺脫追敵”、“打土豪籌糧食”、“征集資材解決冬衣”。
終於進入陝北，走到陝北蘇區的邊境吳起鎮（當時共七戶人家），接著聯系上了人、槍過萬，軍容雄壯、武器好，而且忠誠、厚道的西北同志。更巧的是，紅十五軍團（即最先抵達的徐海東的25軍，與陝北劉志丹26、謝子長的27軍）剛打了一個勝仗，讀史人相當熟悉的西安事變關鍵人物、畢業於彙文中學與輔仁大學的東北軍67軍高福源團長，就是這次被俘繼而“現身說法”張學良的。
大家來了情緒。雖然內心深處依舊以“全國革命中心”自詡，不知想到了張國燾還是陝北同志的感受，決定“對外”取低姿態，把自己稱作“西北中央局”，政府和軍隊也是“西北”什麼什麼的，唯“陝甘支隊”恢復為“紅一軍團”，加上“紅十五軍團”，“紅一方面軍”的番號也恢復了。一個後世史家不大提的“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就成立於此時 ——雖然為時不長，但毛澤東從長征時候三人之一的最高軍事決策人，升到第一位：王稼祥出局；周恩來為副主席主要負責後方；毛任主席，兼“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政委，旋即南下。
問題是，就在他們在直羅鎮 “為開展西北蘇維埃運動新局面，赤化全中國打下鞏固基礎”大破東北軍的當口，騎著駱駝、扮作貨郎的國際代表張浩，穿過關口密布的蒙古大漠，終於摸到瓦窯堡，見到了帶著中央機關在此“安家”的總書記張聞天。這是自1934年10月從江西出發之後，第一次聽到遠方聲音——二張相擁、熱淚滂沱。更為關鍵的是，國際新精神到了：別再一心想著“暴動奪權”啦，莫斯科的中心任務已經變成“結成廣泛的反法西斯戰線”。
張聞天緊急聯絡正在直羅鎮指揮戰鬥的毛澤東、周恩來，電報、專信一封接一封送達。
到底誰的意見在中共黨內占上風——深謀遠慮、最終的天下的毛澤東，還是教條主義、唯蘇聯之命是從、唯蘇聯利益為上的“洋房子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