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家業，與毛澤東所懷遠大志向相比，相距自然甚遠。但再遠的目標，也必須起自足下。問題於是變成，“家”是有了，但誰人來當？還有，怎麼當？意見一致沒什麼好說的，比如長征時候翻山越嶺地逃命。如今局面大了，各人肚裡自有小九九——比如政府派給八路軍的經費，究竟是拿到正面戰場去拼，還是在延安辦大學、辦報（為將來的大局面儲備干部）……誰說了算？
如果按照組織原則，或者自1921年“中共支部”成立以來前六屆總書記俯就恪遵行事規矩，自然是國際說了算。然而自從有了1927至1935年這樣幾乎全面傾覆的大挫折，國際發令已經不像以前那樣頤指氣使；這邊聽令的，也學會了虛與委蛇。
這局面整整持續了包括“抗戰八年”在內的九個年頭，直到1945年“七大勝利召開”——此“勝利”，大家都知道，意味著“紅色專制法統”在沒有了帝制的中國正式誕生——中共內部從此再也沒有“誰說了算”的問題。毛澤東自此登上了權力巔峰。
但“勝利召開”、從此安坐紅色御座這樣的餡餅，是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非繼承式獨裁”，需要怎樣的學識、意志與心機——包括對親密戰友翻臉不認乃至起殺心！
時至1936年，潤之同志已然走出低谷。但坐在總書記位子上的還是“洋房子先生”張聞天；而滿嘴馬列的欽差正“從天而降”。
延安，誰當家？
他捉住史太林之要略：中國必須全力拖住日本——國共之間不能打、共黨內部也不能打——連續派出心腹說客，王稼祥、任弼時、劉亞樓，終於擎回一支至今尚未查到確證的令箭：遠方“支持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
問題是，國際發話為中共指定領袖，歷來如此。一句話讓你當，同樣一句話也能讓你下。毛澤東下定決心，不落此窠臼——國際那支令箭，排除干擾而已。他要的是全黨全軍從上到下、從裡到外、從組織到精神、從歷史到當下的徹底臣服——事實上，他還真做到了。放出的手段麼，就是那場除了一、二心腹，誰都弄不清葫蘆裡賣什麼藥的延安整風外加“搶救”了。
但“整風、搶救”說玩就玩麼？這就是我們須在下邊細說的、極具毛澤東特色的一手：靈魂重塑——《解放日報改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