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專欄：中國的執政黨

奉世界革命為圭臬，並且在被壓迫民族裡邊創建分支機構（包括“中國支部”）的第三國際，早已宣布解散。二戰之後拔地而起的社會主義陣營也解體20多年了。依舊打著紅旗、掌著國家行政大權、並且還自稱為“共產黨”的，世界上還剩五個。本來，旗號和是否在位並不能說明什麼。那麼，是不是共產黨，有沒有標准呢？
 
人們最先想到的，當然是《共產黨宣言》。時至今日，以筆者之有限閱讀，尚未見中共當局對1847年馬、恩兩位起草的這份綱領，做過正式撇清。非但不撇清，官方正史一以貫之的做法，是將該文獻與中共的成長、壯大、高尚、無敵緊綁在一起。
 
雖說近年斃掉的、抓起來的、跑到境外的CCP高官，和共產主義真諦的聯系，也就剩下案發之際拿掉的那張黨票了。不意近日該黨指揮下的廣州部隊文工團，為其九十大壽獻上的話劇《共產黨宣言》，竟惹出台上台下一片發自內心的激情兼熱淚——當然它講的是1920年代末中共還沒也走進鄉間、抓牢農民，尚處於以讀書人為主體的發軔期的故事。本著者堅信那年頭秘密宣誓參加共產黨的，絕不會想到法拉利跑車和盤古大樓頂層四合院——時至今日，這已是紅色貴族日常享用。問題於是變成，今天在中國執政黨的那個黨，還是不是《共產黨宣言》所定義、所激勵的共產黨呢？
 
這部《宣言》裡邊，最為先賢所稱道也最具號召力的，當屬“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90年過去，不能說中共沒有竭盡全力地“謀”：上海工人三次暴動、南昌和廣州起義、開創紅色根據地、長征、以及調動兵力上百萬的“解放”戰爭，哪一次不是屍橫遍野？照中共自己的說法，這都屬於“謀”之手段，至於“利益”，只待好人把政權從中外壞蛋手裡奪下，只待紅旗飄上天安門，為咱工農弟兄謀利益的好日子開場了——無奈六十年過去，不說3700萬人活活餓死（屬於“交學費”），怎麼到了今天，只見都市的“血色豪華”，只見黨國高官令世界瞠目的采購力，至於“絕大多數”：下崗和在崗的工人、失地農民……，事業初創，領導們都很忙，總有輪到的一天。
 
再如《宣言》在精神領域（關於“自由”）所稱道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拿這段話卡一卡中共1940年代爭民主時候的言說，比如大救星那篇《論聯合政府》，真可謂同聲同氣押韻合轍。但天下打下來之後呢？我們知道，“自由”確實鄭重地寫入《共同綱領》和憲法，可惜六十年現實告訴我們的是，連李濟深、張瀾、黃炎培等極肯與之合作的一流政治家，都明智地自我噤聲，何論儲安平、羅隆基、林希翎們；還有從顧准到艾未未、冉雲飛、滕彪、陳光誠等一整批堅守良知的自由思想者。至於從彭德懷到的辛子陵等一心救黨的好同志，平心而論，他們並沒有拿“自由”說事兒，卻是連赤誠進言的空間都沒有了。
 
但《宣言》裡邊觸目皆是的精彩論說，雖說150多年過去，在而今中共天下，竟意外顯得親切又清晰：
 
“資產階級日甚一日地……使財產聚集在少數人的手裡”；
“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
“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於相互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鬥爭”；
“過去一切階級在爭得統治之後，總是使整個社會服從於它們發財致富的條件，企圖以此來鞏固它們已經獲得的生活地位。”
 
在這裡，還用得著列舉人行工行、石油石化、鐵路航運、通訊傳媒等等“國字頭”們麼？也不必引用多少人占有了全國70%的財富和已然接近5的基尼系數吧；只說幾乎沒有一天不曝出的暴力拆遷、暴打攤販、商業性截訪……包括臨川大樓爆炸和威風凜凜開赴增城的上萬武裝……。
 
中國似乎回到了1847年馬恩兩位老鼻祖所觀察與感受到社會。莫非，依照《共產黨宣言》，90歲的中共正面臨鳳凰涅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