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專欄:寫王實味
2011.08.25
(一)
王實味這名字,1980年代之前,估計凡在“新中國”念過書,而且——用如今的話說:“被看社論”和“被聽報告”的百姓,都模模糊糊有個欽定頂級惡人的大概印像。如若碰巧有1935-1947年“奔赴”延安,或者在此後的日子裡被“延安過來人”修理過的(比如沈從文遭遇丁玲),“王實味”三字,差不多已成腦海中抹不掉的現世蛇蠍(“叛徒、特務、托派、反黨集團成員”)。
我屬於第一類。我的繼父唐海屬於第二類。我母親屬於第三類。
讀者也許看過我在《四個父親》裡邊寫的那一段:
因為從事的工作屬超級機密……父親的名字和事情絕對不許提。媽媽嚴格遵守這一規定,包括她自己在文革中被當做“叛徒”揪鬥——直到1980年代中。一天,聽別人轉告,有人在高級黨校作了個關於“第三國際軍事情報”的報告,她慌不迭打電話給我——“爸爸的事讓說了……。”她裝做很平靜,可是我感覺得出……父親犧牲40年,她已將近70歲!
後來,不知道怎麼打聽到,她得知有人在編一部《烈士傳》,於是起念,希望父親的名字能夠列進去。我不知這想頭折磨了她有多久,我只以不聞不問來泄她的氣。那年,李克農、葉劍英都已不在世,怎麼辦……她最後還是下了決心,給父親尚在的顯赫老友寫信: 聶榮臻,鄧穎超,還有誰誰,希望他們就入《傳》這事,為父親的身份做個證明。信發出去了,她等著,一周、兩周,一月、兩月……沒有回音。信不會收不到,她寄的是掛號。或許人家太忙?不會——他們不但都已離休,卻都保留著自己一應俱全的“辦公室”。忘記了?也不大可能。因為,除了老年人其實有更清晰的早年記憶這一般規律而外,鄧穎超1970年代末在一瞥間即將我認出,脫口說的是:“和大璋當年一模一樣。”
事情明擺著,他們不回答,是因為不願或者不屑回答——雖然媽媽在信裡既沒有要求房子,也不曾懇請安置子女;我那時也還沒有被扣上“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這類帽子。她希望最後能為亡夫作點什麼。她心目中的他的“老友”到了兒也沒有睬她。
老友不睬,後人出場吧。不費吹灰之力,我就打聽到,編《烈士傳》的是曾任中央台副總編的前右派溫濟澤。溫老當時已退休,正懷著相當不時髦的情愫認真地緬懷先烈。他跑到胡喬木、或許還有臨終的李維漢那裡,自薦擔任《革命烈士傳》主編,而且明確宣稱“傳主不限於共產黨”。
我感到有共同語言,就徑直敲門,報出父親履歷與犧牲。他當即表示絕對沒有問題——可能讀過幾篇我的報道,就放下主旨聊起天來。他認為《烈士傳》一人僅收幾百字太單薄,他手上累積了多少生動、“有教育意義”的材料啊,而且,以此打底的月刊《中華英烈》也批下來了。
“你手頭事情多麼?”他切切地問,“過來一起干,給我當執行主編。”我忙不迭推辭——父親能入傳,此行目的已達,一心想著喝完茶即告辭回家稟告母親交差。
就在這時候,他說起王實味。說起這潢川漢子張揚的才具、暴烈的脾氣,還有當年籠罩在他們這些“奔赴革命聖地”之讀書人頭上濃郁得化不開的、與理想糾結在一起新體驗,一種與抗戰熱情原本相抵、但轉瞬間又能轉化為相砥礪的詭異的恐懼——“那次大會,我是現場記錄。《鬥爭日記》是我寫的……”。
我感到自己咚咚的心跳。或許,我們——“共和國螺絲釘”們,終於能知道歷史原本而非澆鑄或者車鏇出來的結論。我放出手段,誘他多談再多談,原來就在不久前,他還聯系上了幾近湮沒的王實味發妻:1920年代北大學生黨員劉瑩……。
我不再玩花招,直接問他是不是打算寫。“當然。只不過……年紀大了、手頭還有……”。我說那就由我來寫?溫老就是溫老,溫厚慷慨,幾乎沒怎麼猶豫就同意了:他願意把所有線索交給我,包括介紹鋼鐵學院研究者宋金壽。條件麼?我幫他編《中華英烈》。“沒問題。”我說,隨即抄下劉瑩湖北襄樊的地址。
(二)
開始收集資料並且采訪當事人。那是在1986年夏,這我記得很清楚,因為王小嘉剛考上北大,說好了玩北戴河犒勞犒勞。沒成想,王實味的妻子、兒女一下子就聯系上了。我說:怎麼樣,閨女……她說,當然,你走吧,去湖北!
以今天的眼光看這篇不過兩萬多字的故事,最大遺憾,是作者學力不夠。比方說,我未能抓住王實味案件裡邊最要害之處——他那篇重頭點題文字《政治家 藝術家》,居然沒有引用。還有,李維漢、胡喬木、凱豐、周興……一干人的秉性作為沒在這裡展開;至於這位大才子匆匆“奔赴”,實際上是帶著女學生情人的——我當時已有線索,惟想到一無所知的劉瑩,實在不忍傷她啊,就一個字沒露(可氣的是,沒多久河南一家晚報就登出了)。好在本人不過一介“客串寫作的前工科生”,責任所在也就是“講好故事”(標准當然是不瞎編,還要引人入勝),至於故事講過之後的理論分析與制度性創議,就看各路高手的啦。
采訪,應該說十分順利。1980年代中啊!從毛時代走過來的共產黨們,還沉浸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卸下歷史包袱,輕裝再創未來”那樣的氣氛中——王實味案是黨必須記取的深刻教訓,似乎不言而喻。於是,這場噩夢,由“過來人”談出,更多的是感慨而沒什麼出於紀律與防範的自我噤聲。連安全部——這個到了90年代以後能把所有人或嚇成呆傻、或馴成油條的維穩重鎮——也取這樣姿態。我不但得以進入他們大院,采訪一個接一個重要當事人,到後來他們(聯手公安部)反過來從我這裡取證最後平反王實味案的時候,不但態度開朗和氣,還把傅大慶稱作“本部老前輩”。特別是凌雲。他思路清晰、語言簡潔,無官腔,特科干員本色不時閃見——萬萬沒有想到如此精明老到的先驅,最後會“折”在俞強生案子上。
王實味案,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在當年是毛、康用過之後,拋給公安“擦屁股”的——恰如50年代胡風的“反黨集團”和今天艾未未從“特立獨行”到拋給稅警。周興和凌雲的當年部下,也即接過案子之後負刑訊、押送、看守之責的人,到我采訪的時候,有的是前參贊、有的是前局長……他們談得很自由,甚至相當動情。我居然查到最後舉刀行刑那小子的下落:在四川某市干老本行,也是什麼“長”了。講王實味的故事,當然也會聊起當時環境與價值取舍,特別他們曾經親歷而終生難忘的情景——坑殺前往南方抗日的東北青年那檔子事,就是談王實味之余他們對我說的。
剛動筆,《文彙月刊》(這家刊物當時聲譽與今日《炎黃春秋》、《同舟共進》相類,64之後遭關閉)梅朵和蕭關鴻他們就知道了,當然是不停地催。那年頭,資淺作者如我輩,多長的稿件都是手寫。草成的文稿不知怎麼被包遵信看到,他什麼都沒說,即動用他在《讀書》和人民出版社的特權,讓手下用打字機給我出了一份八開紙的大樣。
照理,大樣送《文彙月刊》之前,須經溫老最後審讀把關。雖然懷著尊敬,但王實味的故事,出於他或者我之筆,將很不一樣——對此我心裡太清楚了。若將大樣送他,當年小溫定會眉頭緊鎖,說不定還要“問問喬木同志的意見”。如若落到如此下場,我還不如一開頭就不動筆。為難之中,忽然想到溫老的鄰居,我“學者答問錄”采訪對像黎澍。他們同屬“開明高干”,但黎澍早已自我解放,再不是編《文萃》時候的一線左派。
我將文稿送到黎家,請他在手裡壓幾天再交溫老,就說“一直聯系不上”。黎澍沒問我為什麼,連笑一下都沒有,我於是飛速寄稿上海。
一周之後,接到溫濟澤同志幾乎氣急敗壞的電話:“怎麼能這樣寫……這裡……那裡……”。我說:“您怎麼現在才說呀?上海那邊昨天就開印啦。”他說,“我剛看到這東西!黎澍說找了我幾次:電話沒人接,敲門沒人應……不可能嘛。”
《文彙月刊》將這篇文章刊出——崩塌、地震都沒發生,我也轉身忙起了別的,包括編《中華英烈》。不料一段時間之後,一位任職《文藝報》的朋友傳過話來:“薛明阿姨很生氣。”
我與賀家無怨無仇。1927年南昌起義當口,我的父親不但為壯賀部之勢聯絡當地梟雄,傅家在臨川上頓渡那所九進院子,還給他充當臨時指揮所。當然後來我們姐弟從來沒有上門套近乎,對他那“一把菜刀”雲雲更是不敢恭維。處決王實味的命令來自何處,薛明本可以找我談談——沒准賀帥生前對她耳語過什麼——從而使作者得以在新資料的基礎上請《文彙月刊》發一段補遺。無奈貴婦當慣了,要摟住脾氣也難,於是有了前兩周發給上海網友楊兄海鵬的一小段說明。
"謝謝惦記。確切故事如下:
"因為賀龍是斬首王實味那死地的黨政軍首長,我在文章中寫“最大的可能是他的命令”——還非常體貼地說,政治標簽已經由毛貼上,賀龍下令殺的是“壞人”雲雲。
"薛明大怒。她調用了參政(總參政治部)前往調查。他們約談與調檔的能力我是沒有辦法比的,最後結論是“康生下令”,於是打算以“惡攻”將我送上法庭。
"當時有個文壇朋友往來傳話。我說“有了確切結果真好。賀龍下令與康生下令,從我寫這個故事初衷看,沒有任何區別。你們要法辦作者,隨便。但我余下的生命裡邊一件大事,就是調查賀龍刀下的冤魂——你們都知道他臨死時候如何為濫殺而痛悔。”
"我當時確切知道的一個案子是:一批東北學生,想要南下參加三青團抗日,在山西路過賀龍防地的時候,抓獲他們的賀部得令“全部活埋”。對我講述這段歷史的那個目擊者(原部下)說:女學生抱著行刑人的腿,求一條活命,答應當小老婆伺候……最後還是埋了。我對中間傳話人說:這事當事人還活著。那批學生失蹤,也能從當時報上查出來。賀龍沒殺王實味,也沒殺別的無辜麼——我就從這個故事開始。
"後來沒見薛明有什麼動作。估計賀捷生反對也起了作用。"
這段折衝,本來也沒打算公開說——不料互聯網的出現,將賀薛氏率隊挺夫的段子,變成《王實味與‘野百合花’》續篇。可憐的薛明:拼卻性命為先夫,本數我中華民族光榮婦德。問題是,要愛對地方。如果薛同志調用參政,一筆筆查清冤案,代夫向亡靈謝罪,那將是一個什麼場面?
附記:發在微博上後,有網友跟帖如下,不知是否確鑿:
馬天仁 戴晴說的東北學生,是趙侗將軍率領的抗日游擊隊。趙將軍與日寇苦戰7年,沒有死在日寇手裡,卻被CCP偷襲,其妹趙理智也一同罹難。其母趙洪文國,是著名的“游擊隊之母”“雙槍老太婆”,其家族有30多人為抗日殉國,而趙老太和幸存的四子趙連中亦也因戡亂而犧牲。滿門忠烈,千古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