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與《世界人權宣言》毫無所知，只要是個人，也知道日子本該這麼過——包括自己的祖國母親。擁護同一部憲法的納稅人流落在外，生病受傷、遭到欺負、有了難處，祖國就在身後。然而，一個多月了，百喊而不回的馮正虎竟然還睡在機場長凳上。堅守自己基本權利而落得如此境地，每每搜找他的新聞，只覺得揪心地痛，只落得滿眶眼淚。
之所以如此徹心，除了對馮正虎的欽佩、對上海被強拆小民的同情，還有一個私下的原因：17年前，也是在馮正虎眼下這個年紀，我本人有過幾乎一模一樣趑趄於祖國大門口的遭遇——之所以沒有在香港啟德機場打地鋪，只為香港百姓的理解和支持，只為媒體貢獻版面搭救，而最後起到關鍵作用的，是“愛國人士”、《鏡報》老總徐四民給當時的中國總理寫了一封信。結果是：總理將此“差錯”派給了中國民航，我終於得以回京、坐到桌邊、捧起自家熟悉的碗筷。
那是1992年6月，“六四”三周年前夕。
當時之所以人在境外，是因為獲得了一項美國的研究基金，此基金在5月下旬到期。轉途歐洲辦事、訪友之後，就該回家了。我按照旅程在法蘭克福登機，乘坐泰航經香港轉中國民航回北京——那時已是六月初。飛機降落香港。我走到設在啟德機場的中國民航窗口，交上機票護照。
“我們得到命令，你不能登機。”看了護照，又到裡邊嘀咕了一陣的中國民航香港代理如是說。
“哪裡的命令？旅行證件有問題麼？”
“沒有問題。北京的命令。”
“證件沒有問題而不許登機，這算什麼規矩？現在還沒到1997吧？”
訓練有素的香港公司員工不出一言。
“那你們打算把我怎麼辦？”
“原航線發回法蘭克福。”
“你以為我是一只箱子麼？我沒有德國簽證。”
“再從法蘭克福發回美國。”
“美國簽證也沒有——我原先的簽證到期了。”
他看了一眼我的護照：“我們試試和美國駐港領事館聯絡。請等一等。”言畢拿著護照轉身走了。
我站在出入境大廳，望著從我身邊走過的旅客流。一個個面露疲倦，又無不呈現著即將歸巢的渴望。我覺得無比孤單——站在家門口而不得入，反倒一站站給發回去，從此流落他鄉？
不，不能就這麼算了。我奔向電話亭，亂翻台子上的大黃電話本。記得撥打了幾家曾經投稿、恍惚有聯系的媒體，接著做了一件尚可以媲美今日馮正虎的“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之事。我找到電話號碼，撥打了美國駐香港領事館（因為是星期天，沒能和官員直接對話），在應答機上留下切囑：
“我是在香港過境轉機的中國公民。我的名字是d-a-i/q-i-n-g。請千萬不要給我簽證。問題出在中國當局。只有由它自己解決，我的祖國才會吸取教訓一點點進步。”
幾通電話很快發生作用。媒體朋友買了短程票進入轉機大廳，給我送來了食物飲水外加睡袋。接著，在我懵然不知怎麼辦、也根本沒有申請的情形下，當時的港督彭定康主動給了我七天居留許可——由六名阿Sir押解入香港之後，“讓她回家”之呼號連續幾天蓋滿香港大小報刊。就連走在街上，都有陌生人拉住操著怪腔國語噓寒問暖連帶鼓勵打氣。正做著中國政協常委的文化人，《鏡報》老總徐四民先生就在這當口站了出來。他直接致信總理李鵬：這名流落香港的記者他並不認識，僅僅讀過她的作品而已。一名持有合法證件的公民，怎麼就不能回家呢？
七天期限到。具有參政資格的政協常委接到了共和國總理的回信：事情源於中國民航的操作失誤。讓她登機回北京吧。大家皆大歡喜——只要勇於糾錯，哪怕糾的是芝麻大小的一個錯，哪怕遮遮掩掩地糾，哪怕北京警察再度警笛、步話機地瞎忙活，從善如流啊——總比冷面冷心違拗民意到底要好。高倡執政為民的共產黨，時至今日，怎麼就不能給今日百姓（而非屁民）一個機會，像您們可敬前輩當初一樣歡呼一聲“庶民的勝利”！
後來事情的發展，這個小小的“招人厭”建言，對徐委員的“政治地位”沒有絲毫影響。“敢言人之所欲言，敢言人之所不敢言”的“徐大炮”，已於兩年前以93歲高齡歸道山。雖然曾在全國政協大會上就三峽工程發過“火力很猛”的講話，在他91歲的時候，依舊獲得江澤民親頒“紀念金章”——“以弘揚正氣之筆，寫愛國愛港之情”。
而今大富大貴者者塞滿或人大、或政協、或記協律協作協美協等堂皇殿堂，包括最近再度金貴起來的“國務院參事”。既然前面已有徐四民有膽、有識、有真愛，放膽愛國愛真理也並未開罪中共之榜樣，諸位大富大貴當中的誰就不能幫幫中國，幫幫執政的中共，給溫家寶或者俞正聲寫封信，告訴他們馮家老母親正盼著兒子回家吃飯——不信過了十七年，當局接納善言還不如當初；不信而今“以強拆為動力創建和諧社會”的上海偉業，會因為多了一個敬業律師而受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