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山評論:農民失地,鄉村解體--中國社會的結構性危機

小學和中學時候學中國歷史,階級鬥爭是主線,一本教科書多半是歌頌農民起義推翻了舊王朝,推動了歷史的發展。農民為什麼要起義?一是土地兼並讓他們失去了土地;二是賦稅太重讓他們活不下去。這兩個因素加在一起,造成了大量的流民,即離開自己村莊和家庭四處流浪謀生的農民,他們往往成為起義的主力軍。

2011-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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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說農民起義的結果是沉重地打擊了地主階級的腐朽統治,新王朝上台後實行讓步政策,重新分配土地,減輕賦稅,給了農民喘息的機會,於是流民數量大大減少,農業生產得以恢復。這就叫歷史的進步。

今天我們都知道,農民起義的結果是改朝換代,最多是歷史的循環而談不上進步。但農民的處境在新王朝開始時一般總比在舊王朝末期時要好一些是有根據的,他們得到了土地,身上的賦稅也少了,於是得以維持簡單再生產。

中共政權過去一向高度評價農民起義,連太平天國這樣暴力血腥腐敗荒淫的政權都被供進了“革命”的聖殿,但今天卻也面臨一個歷史上最嚴重的失地農民問題。根據官方2010年《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稱,2009年中國有2點11億流動人口。在這個龐大的流動人口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從城市流向城市,但絕大多數是離鄉背井到城市和沿海地區謀生的農民。

失地農民群體的產生,一定意義上是中國社會經濟轉型中新興產業崛起和勞動力流動的結果,有它的合理性,但在更大程度上是由畸形的都市化,生態惡化導致水土流失,以及農村經濟破產造成的。近年來各地政府在暴利誘惑下瘋狂的圈地運動和拆村運動更造成了失地農民群體數量的急劇擴大。

失地農民既為當代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廉價勞動力,又是社會穩定潛在的嚴重挑戰,是中國未來最不確定的因素之一。任何一個正常的社會,都很難想像有七分之一的人口常年流動在外,過著漂泊無根的生活。安居樂業是人的基本需要。如果一個人既不能有一塊屬於自己的地方,或者這塊自己的地方隨時有可能喪失,又長期從事低下簡單報酬微薄的勞動,社會對於他就是一個冰冷的存在。

和歷史上的中國一樣,今天失地農民的抗爭已經構成對政權的嚴重威脅。近來圍繞浙江溫州寨橋村錢雲會死亡事件展開的官民衝突就是這個危機最新的證明。

但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失地農民群體的急劇擴大反映了一個更為嚴峻的結構型歷史衰變,即中國鄉村社會的迅速解體和消失。中共過去大肆渲染歷史上農民遭受的剝削和反抗,但回避了一個基本事實:那時無論專制王朝如何盤剝,中國鄉村社會仍然是自成一統的有機體,以家族為核心,村莊為單位建立並維系著和諧的禮治秩序和人際關系。這是傳統中國社會的基石。

這塊基石從來沒有在專制王朝下動搖,但卻幾乎被毛澤東的土改,尤其是合作化和人民公社運動砸得四分五裂。今天,這塊基石面臨的是徹底粉碎:不但農村大量的青壯年男性勞動力離土又離鄉,而且大量女性也離開村莊去遙遠的都市和城鎮謀生,很多還從事非法的性產業。留在鄉村的只有老人和孩子。正如有學者指出的,今天,“以鄉土為底色的中國鄉村社會圖景已是凌亂模糊不忍卒讀。”

很難想像,像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農民還是主要人口的大國,沒有一個穩定安寧的鄉村社會究竟意味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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