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山評論：也談“被誤讀的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被中共拿來作為抵制所謂“西方模式的民主”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可以說從鄧小平70年代末第一次訪問這個國家就開始了。在中共看來，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壟斷所有政治資源，強調所謂“亞洲價值”，拒絕西方的多黨民主和新聞自由，取得了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在國際上也很受尊敬，這說明政治獨裁，經濟開放這條道是走得通的。民主不民主和經濟發展，改善民生，提高國家地位沒有關系。所以，從那時到現在，已經有數不清的中共官員前來這個島國進修，學習現代金融，財政，貿易和市政管理的經驗。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對西方新聞媒體的輕蔑和反擊，也常常被中國官方媒體和擁護一黨專政的形形色色的群體拿來作為維護民族尊嚴和國家主權，拒絕境外勢力對本國內政說三道四的案例。

但最近新加坡的大選中，反對黨新加坡工人黨獲得史無前例的突破，在國會中贏得了6個席位。執政黨領導人李顯龍不但在選舉中放下身段，深入選區拉票，而且對選民為執政中的失誤道歉。這些都說明，盡管新加坡有一黨獨大，但選舉是真格的。執政黨難以操縱，沒有舞弊，選票是算數的。新加坡的法制和對規則的遵守，符合現代民主的精神和制度。

新加坡的這個發展，對中國有重大衝擊，盡管官方媒體盡量縮小影響，強化所謂導向。但紙包不住火，中國人從種種渠道了解到新加坡選舉的真相。一些中國學術機構前去新加坡考察大選，包括上海華東政法大學，深圳大學新加坡研究中心、深圳大學管理學院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一些具有自由派色彩的媒體如《南風窗》、《中國新聞周刊》等，也紛紛特派記者前往新加坡采訪。

北京的世界與中國研究所所長李凡在新加坡觀摩選戰後對新加坡模式的另一面深有體會，說中國當局忽略了新加坡模式一個重要的方面，即人民享有最基本的公民權利，有結黨結社權，包括組織反對黨。他說“中國人不了解，新加坡有那麼多反對黨，中國卻沒有。新加坡人有信仰權，不可否認，新加坡政府對傳媒的控制依然很嚴，但它的法律不是中國官方所講的，只管百姓，而是把做官的也死死管住了。這次反對黨在選舉中有突破，就是選舉制度規範，令執政黨難以作弊。”“要真正學新加坡，首先要給公民基本權利，中國沒有真正的投票權，沒有結社權，沒有言論自由權。好在中國還有一個互聯網，但新加坡的互聯網，政府沒有中國那樣的嚴控。”

其實，對新加坡模式的解讀，還不能忽略一個重大的歷史背景。在60年代，新加坡剛剛獨立時，執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面對反對黨社會主義陣線的挑戰。社會主義陣線是一個毛派政黨，它雖然對推動新加坡獨立作出重大貢獻，但獨立後面對經濟建設和國家認同的艱巨任務時卻追隨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路線，在新加坡展開全面反對人民行動黨的政治鬥爭。它不承認新加坡的獨立，把李光耀看成是西方帝國主義的走狗，退出議會，全面抵制政府的所有重大政策，把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口號照搬到新加坡。

面對這樣一個危險的極端主義勢力，李光耀政府一方面依靠警察和安全部門嚴密監控，另一方面並沒有像當時很多右翼民族主義政權那樣對左派嚴酷鎮壓，而是一切都依法行事，從來沒有出現過暗殺，酷刑，失蹤這些在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屢見不鮮的事件。最後，是社會主義陣線的極端政策使得它在新加坡人民中徹底孤立，完全喪失了群眾基礎，人民行動黨的執政地位得到了鞏固。

回顧這段歷史，可以說如果李光耀當年不是基本上在法制範圍內和左派作鬥爭，就難以有今天反對黨和平合法挑戰執政黨的局面，而執政黨自己也會背負沉重的歷史包袱，更不敢發展民主。

新加坡模式的這段歷史，對當今中國也有重大意義。中共今天對政治反對派如此草木皆兵，連作家和藝術家都要投入監獄，這不但和今天新加坡的政治局面無法相比，也難以和60年代的新加坡相比。李光耀當年讓公然號召推翻政府的政治反對派公開活動，包括建立政黨，出版刊物，組織集會，這樣的氣度，是中共在宣傳所謂“新加坡模式”時一個字都不敢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