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幾個中國學者在歐洲參加一個交流活動時被歐洲學者問到有關六四的話題時，出乎意料的是他們都公開表達了自己的看法。這幾個學者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黃平，陸建德和清華大學的崔之元。他們認為這個事件現在還沒有到可以討論的時候，原因主要是時機還沒有成熟，討論不會有什麼結果。他們甚至說對 六四這樣敏感的事件，一個社會必須有意識的遺忘。遺忘是保持社會健康的一個方法。其次，他們說六四本身是一個很復雜的歷史事件，例如除了學生和市民，戒嚴部隊戰士也有人死傷等等。
六四至今已經２１年了，它一直是中國政府受到國際輿論譴責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中國國內政治壓力的一個主要來源。中國政府在堅持當初的鎮壓沒有錯這個基本前提下，對這些輿論主要采取兩個方法來對付，第一是降低調門，從當初的 “暴亂” 到 “動亂” 再到 “風波”；第二是下達禁令，不准這個事件出現在媒體和公共討論中。當局自己盡量淡化這個事件，從來不主動去提，實在被國際媒體逼得走投無路時便用“早有定論”來搪塞。總之是回避，少說為妙。
正因為官方一直有這樣低調的對策，這幾個中國學者面對提問沒有支支吾吾而是侃侃而談就有點新聞價值了。他們的解釋超出了中國官方的框框，但卻是在為官方辯護的意義上，而不是相反。不過，他們的解釋確實觸及到了一個關鍵問題，這就是面對 “六四” 這樣一個歷史問題，如果中國是一個現代文明社會，那麼究竟有沒有一個方方面面可以也應該接受的底線？
這個底線不是要立刻改變 “六四” 後形成的權力和利益分配格局，不是堅持當初鎮壓有理或者證明鎮壓無理，不是要政府道歉，不是要從當初鎮壓中得益的那一部分人下台，也不是要為死難者平反。這些都是在底線以上的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確實有一個所謂時機是不是成熟的因素，也可以考慮政治妥協的解決方案。
因此，這條底線不是要官方重新評價“六四”，而是讓 “六四” 這個重大政治事件成為一個合法的公共話題，一個在中國社會中可以自由探討和爭論的歷史事件。現在的中國號稱和諧盛世，那麼當然應該是一個健康理性的社會。一個健康理性的社會可以在一定時間內回避對一些牽涉到利益集團的重大事件作出政治和法律意義上的重新裁決，以避免社會的動蕩，但卻沒有理由禁止人們談論這樣的事件，甚至禁止這個事件的名稱出現在媒體和互聯網上。
有趣的是，為了證明官方對 “六四” 的封口令是正確的，崔之元舉例說在１９世紀上半期，美國國會也禁止討論奴隸制，因為爭議太大。後來時機成熟了，這個問題就解決了。他的這個比較在一定程度上是很新鮮的，因為他竟然從 “六四” 聯想到了奴隸制。但另一方面卻是站不住的，因為奴隸制始終是美國社會公開激烈辯論的話題，所以當時的國會為了正常運轉不得不把它排除出議事日程。但這也是有條件的，例如早在1787年，為了通過聯邦憲法，南北方就達成妥協，國會10年內不提廢除奴隸貿易問題。
那麼今天的中國能不能做到200年前的美國那樣，在政府的層面上可以回避 “六四”，但社會上允許人們談論這個問題呢？
那不但要看今天的中國政府究竟是不是比奴隸制時代的美國政府更像一個現代國家政權，也要看中國的一些知識精英是不是還承認政府和社會之間畢竟還是有一條界限這個基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