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與幾位朋友在香港聚會,就如何看待西方民主和中國制度等問題產生了些爭論。事後覺得這些爭論頗有代表性,扼要敘述如下,與讀者們分享。
爭論中的兩位與我觀點不同的朋友,一位是企業家,他本人是香港出身的"富二代",接受過良好的中西教育,現在從事的投資經營業務橫跨五洲,很成功也很有教養;另一位是科學家,出身於中國中部的一個貧苦農村家庭,憑借勤奮和天賦,在中國和美國的最頂尖學府獲得學位,三十出頭便成為美國一所頂尖學府的終身教授,現在回到國內,為中國的科研和教育出力。我們彼此手互相尊重,相信對方是真誠地為了人民的福祉對制度問題進行認真思索。
那位企業家朋友首先對美國、歐洲和日本等國近些年來的經濟和政治亂像發表看法,他通過親身觀察到的事實批評到,發明了現代民主制度的西方國家經濟一蹶不振,政治混亂不堪;那些試圖推行西方民主制度的發展中國也困難重重。相比之下,中國的經濟過去三十年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他的結論是:以西方為代表的民主體制無法解決他們本國的問題,也無法解決世界上其他地區的問題,更無法解決中國的問題。
那位科學家朋友對企業家朋友的觀察表示贊同,他進一步補充道,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印度和中國發展程度基本相同。但是,過去六十年中國的發展成就遠遠超過印度,這也說明西方的民主制度並非是一個好的制度;中國目前的制度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是一種不錯的制度。可能知道我是一位普世價值的擁戴者,經常批評中國的政治體制,在談完上述觀點之後,那位企業家朋友希望我談談看法。
我談了四點看法:首先,人們對民主的期待值過高,把所有的經濟、政治、文明發展的目標都放在民主的肩上,這是不切實際的。民主政治制度是現代制度中的一個因素而已,它主要解決的是社會政治穩定的問題,而不可能一攬子解決所有問題。經濟的問題、軍事的問題還需要有專門的政策應對。有了好的政治制度,但是在其他政策上犯錯誤也會妨礙經濟社會發展,當然民主制度可以保障一條底線,那就是社會不出現災難性崩潰。
二,中國過去三十年來經濟上的進步可圈可點,但是從一個更長的歷史視野看,實行民主政體國家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要大大高於非民主政體國家,簡單根據三、四十年的觀察便說民主不如集權,這種結論似乎有些草率。更何況,中國的現狀遠不是一個均衡狀態,人類追求自由的本性和政府控制的內在矛盾無法解決。現行體制不變,中國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能否保持長久的穩定、矛盾累計之後的社會經濟成本有多高等等,這些都是未知數。
三,允許跨國界資本自由流動的第三波經濟全球化對民主和地緣政治產生了深刻影響,它使得西方的資本所有者可以逃離本國民主制度的制約,到低人權成本的東方集權國度尋求超額利潤。結果是:缺乏高素質的人的參與,西方國家的民主質量下降,成為民粹主義的舞台;同時,發達國家的資本和發展中國家的專制者合流,強化了專制國家的經濟實力,也增加了他們在全球文明對抗中的軟實力。這種現像不公正,也不會持久;資本和專制者的結盟也不會永久。
四,至於中國和印度的對比的問題。給定文化、宗教、文字、人力資源等多種因素,假如實行中國特色的極權制度,印度也未必能快速發展,事實上,在英甘地和國大黨統治時期,印度的確采用極權制度,但是在發展上並不見效;同時假如中國采取民主制度,中國也有可能發展得更好。例如在沒有外亂的民國初年中國的民營經濟也曾達到高速增長。民主對社會的穩定和公正至關重要,但是將增長和不增長僅僅歸結為民主和不民主,則太過於簡單化了。
一位著名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研究表明,中國六十年代初期大規模的飢荒悲劇只會發生在控制人們自由的非民主集權國家,而不可能發生在民主國家。假如你可以通過殺害三千萬人的方法來保證經濟三十年的高速增長,你應該這樣做嗎?中國的極權制度導致了三千多萬人死亡的悲劇,即使這種制度能夠促進增長,也無法證明這個制度的合理性!更何況中國的增長背後的因素很多,並不能歸功於集權制度,它只不過與這個制度在時間上並存而已。
我和朋友們很有禮貌地結束了爭論,討論轉向了其他話題。我知道,制度比較絕不是這樣的簡短的討論所能敘述清楚的,但是如果更多的人能用更理性的方式思考這一問題無疑是有益的。
0:00 / 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