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少江評論】中國精英集團的反抗（經濟篇）

以中國政府系統的管理官僚為代表的政治精英對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反抗是一種消極反抗。他們的反抗不可能得到社會大眾的支持，因為這種反抗是對大規模的反腐運動的一種反彈，是為了維護他們作為中國社會的特權群體的私利而進行的掙扎，而社會大眾對中國的腐敗現像、對中國的官僚群體早已恨之入骨。與此同時，這個群體的反抗也帶有明顯的黨內幫派色彩，是體制內利益受損的官員針對習近平、王岐山通過選擇性反腐，運用鐵腕來改變中國統治集團內部的現有利益格局進行反抗，但是這些人目前群龍無首，勝算的可能性不大。

政治精英的消極反抗會降低中國管理系統的有效性，但不會在短期內形成對現有政權的直接威脅。經濟精英的反抗卻足以讓在高速車道上行駛了三十多年的中國經濟出軌甚至翻車。通常，經濟精英指的是那些控制著企業的企業家和企業經理人。目前的中國有著大量的國有企業，這些國有企業的管理者們雖然也在經濟活動中發揮著作用，但是他們的行為基本上與政府官員雷同， 他們的反抗與我們前面談到的政治精英們的行為模式大同小異。

中國真正的經濟精英群體應該是外國投資企業和中國的民營企業的企業家和經營者。他們是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在收入上的最大受益群體，也是中國經濟融入國際市場和接受市場規則的最有力的推動者。這部分人在習近平掌權以後感到了與鄧、江、胡執政時期不同的政治氣候和經濟環境，最大的不同是中國政府對私營企業越來越歧視的政治立場和行業政策。從表面上看，中國政府一直表態要支持民營企業的發展，但是在法律法規和行業政策上卻一直對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采取有區別的政策。

最為明顯的是在金融、政府采購、行業准入、非正常經營成本以及日常經營管理的干預等方面上對民營企業的不公平政策。以金融為例，中國的銀行系統基本上是國家壟斷，在金融系統中份額極小的所謂民有銀行背後實際上也都有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的身影。這些金融機構的貸款直接間接地都會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影響，在貸款額度和利率等方面都存在向國有企業傾斜。根據中國學者的研究，假如沒有這樣的傾斜，中國國有企業的盈利會在現有水平上底十七個百分點，這意味著絕大多數國有企業根本就無法生存。

政府對國有企業的政策傾斜支撐了大量沒有經濟和社會效益的國有“僵屍企業”，同時也導致了急需資金的民營企業由於得不到應該得到的貸款而陷入絕境。客觀地講，這種在政策上對民營企業由鼓勵轉向歧視狀況從朱镕基主持經濟的時候便已經開始，到胡錦濤時代中國也曾經產生過“國進民退”的抱怨。但是過去民營企業能夠繼續經營，一是因為經濟發展總體向上的趨勢使得他們在受歧視的環境下仍然有盈利空間；更重要的是，腐敗的官僚體系也在某種程度上為他們收買官員爭取生存和發展提供了空間。

習近平上台以來，一方面在意識形態上大踏步向毛澤東的激進國有控制的社會主義回歸，這就使得金融和其他方面對國有企業的偏愛和對民營企業的歧視更加系統化。另一方面，習近平發起的反腐運動也使得民營企業通過收買政府官員來換取生存和發展空間的策略無法繼續奏效。這正是在本屆政府上台以來，多次出現民營企業資金鏈斷裂，大量民營企業倒閉的一個重要背景。除了對民營企業的歧視，在中國經濟體量增大的背景下，過去北京對外國投資者的一些優惠也逐漸變成了政策性的刁難。

經濟精英對現有政策強烈不滿，但是在中國現有威權體制下他們無法變成一種集團性的反抗行動。他們的對策是“用腳投票”。官方公布的統計表明，中國的私營企業的投資出現劇烈下滑；大量的企業家和私營企業的經理人向海外轉移資產，這種轉移或是采用虛假貿易的方式，或者是通過地下錢莊的方式，經濟體量更大一些的則是采用向海外投資的名義。在這種潮流的推動下，中國近年來出現了大量的資本項目下的逆差，這都表明中國的經濟精英們正在通過快速“抽血”的方式為中國經濟實行“安樂死”，以這種方式進行的反抗不僅會最終終結現政權，無疑也會帶中國社會大眾帶來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