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國最高領導層全面左轉的思想傾向和任性執政的紈绔風格,以黨政官僚為主體的政治精英們所采取的對抗手段是消極怠工,而以企業家們為主體的經濟精英們的對策則是撤資出走。這兩大群體雖然不滿最高領導層,但是在普通民眾中也缺乏號召力,所以只能進行各自為陣的消極抵抗。與之相反,社會精英們的抗爭則是積極的、與大眾接軌的。社會精英的反抗涵蓋廣泛,包括從理論上揭示執政黨理論的反智和反人類、從歷史上揭露執政黨精心編造的種種謊言、從法律上利用現有的法律維護公眾的權益等方面。
理論上的抗爭以大學和研究院所的知識分子為主體。他們利用課堂和出版物傳播人類在歷史進步中沉澱的基本價值觀,尤其是那些表現和和動物根本不同的人類的自由精神和民主制度的追求。他們的工作主要是向中國人普及文藝復興運動以來西方思想家的成果,也有越來越多的人正在努力解讀中國幾千年來的先哲們與此相似的論述。另一方面,他們也不斷地對主張集權制度的列寧主義和毛主義進行理論上的批判和邏輯上的解析。這樣的普及和批判對年輕人有著極大的滲透力,中國思想警察對此極度恐懼。
挖掘史實有效地戳穿了中國執政黨長期以來精心編造的各種謊言。不少研究中共黨史的學者在揭露歷史真相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許多資料來自於共產黨高層的檔案,還有的來自於前蘇共檔案。揭露的範圍十分廣泛,有中共領導人在革命初期出賣國家利益對蘇俄的追隨,也有他們在中央蘇區和延安對自己同志的殘酷整肅,還有一些重大的國際事件的真相,例如中國如何違反國家利益而卷入朝鮮戰爭等等。這些史料的發掘,將被現在執政者奉為神明的中共第一代領袖拉下神壇,也從根本上動搖了中國執政黨的政治合法性。
許多中國現有法律有著許多反現代、反人權的內容。即便如此,中國的執政黨連這樣的法律也不願意遵守,他們不僅反對"憲政",反對"法治",即使是剩下的那一點"法制"手段,也不過是為了進一步剝奪人民的政治權利。以現有的不完整的法律為依據,揭示執政者們踐踏法律的事實,成為以律師為主體的精英群體為民眾的權利進行抗爭的一個基本方式。他們充分利用各級黨政官員和國家機器對現有法律踐踏的基本事實,進行法內抗爭,這種抗爭往往能引起普通民眾的共鳴和參與。
社會精英從理論、歷史和法律三個方面進行的抗爭越來越引起中國最高領導層的恐懼。他們知道這是一場現有制度無法打贏的戰爭,首先是因為他們奉行的理論本身經不起任何一點點有智慧的理論分析,尤其是經不起對比分析;同時他們掩蓋歷史事實這一動作本身就容易引起民眾的反感,也自然而然地引起人們對他們所有宣傳的真實性和正當性的懷疑;至於面對法內的抗爭,他們也是進退維谷,因為他們從來就沒有真正想用法律將自己關進籠子,也不會放棄"黨領導法律"的荒誕原則。
社會精英們的抗爭很難直接贏得制度改造的根本性勝利,因為中國的進步知識分子缺乏運用政治方法解決政治問題的決斷和手段;中國的制度仍然是一個用槍杆子來維持的集權制度,現在的領導人正在對社會精英全面采取鐵血手段:更嚴格地管制大學和科研院所的知識分子,更徹底地封鎖媒體,更瘋狂地抓捕網絡大V和維權律師等等。中國社會精英們反抗的意義在於:它能夠教育和動員民眾;更重要的是,最高領導層在面對反抗時候的沮喪一直失去理智,常常導致"臭招"不斷,而這一點正在為領導集團內部的政治對手和日益失去耐心的民眾制造改變現狀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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