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的增長持正面看法居多的國家主要是非洲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如尼日利亞和肯尼亞等；而對中國持負面看法居多的國家主要是發達國家，如美國、日本以及主要的歐洲國家。這些發達國家是中國的主要經濟貿易伙伴。它們的民眾對中國增長持負面看法的人增多，對中國的國際貿易環境變化具有指標性的意義。因為民間的看法會對這些國家的對華經濟政策產生影響，從而對中國的出口、投資和其他國際經濟活動產生影響。
為什麼發達國家中對中國增長持負面看法的人會增多呢？有些人將之歸結為“競爭者對經濟大國的嫉妒和片面性”。這種解釋恐怕太過簡單。因為該機構的調查同時表明，當受訪民眾被問及對世界主要經濟大國的貿易行為的看法時，認為中國采用不公平的貿易手段獲取利益的人比那些認為歐洲不公平的人高出百分之七十五，甚至比世界頭號經濟大國美國還要高出百分之二十五。顯然，受訪民眾並非不加區分地“嫉妒”和“仇視”經濟大國。
對中國的增長感到不安的人增加有主、客觀兩個方面的原因。從客觀上講，近兩年來，世界主要經濟體飽受金融危機之苦，他們中的大多數仍然沒有從危機的衝擊下完全恢復，尤其是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與此同時，中國的出口商品在世界幾乎無所不在。將這二者聯系起來，很容易使西方國家的民眾認為是中國的廉價勞動力搶走了本國的投資者，也剝奪了自己的飯碗。
從中國自身來看，有兩個重要因素導致世界各地認為中國貿易不公平。一是中國政府在人民幣彙率問題上的超經濟干預。為了保護中國的出口產業，每年中國政府都需要向市場投放大量的人民幣來回購美元，從而使人民幣彙率維持在一個人為的低水平上。中國政府這樣做雖然有保護國內就業的苦衷，但是從國際貿易實踐看，尤其是從貿易伙伴國的角度看，這的確是一種經典的不公平國際競爭手法。當然會遭受詬病。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對勞工政治權利的剝奪，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壓低了中國產品的勞動成本的作用。例如，中國的工會是政府的附庸，並不能真正的代表工人的利益。工人也沒有通過罷工、集會、自由選舉等來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雖然在中國產品的低成本優勢背後，現有的經濟發展水平的確是一個重要原因。但是在普通人那裡，很難分清合理的“低成本優勢”和不合理的由於侵犯勞動者權利而獲取的“低人權優勢”。
假如中國通過政府的超經濟干預和“低人權優勢”在國際上獲取經濟利益，當然會引起民主社會普通民眾的雙重不安。一是經濟競爭角度的不安，因為民主國家的民眾不情願讓他們的政府擁有過大的權力，也不會接受放棄人權來獲取競爭優勢，這樣一來，他們與中國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就會處於一種不公平的地位。從政治上看，容忍中國政府剝奪中國勞動者的基本權利，也很難使民主社會的民眾感到心安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