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對我說中國公民沒有獲獎是因為諾貝爾獎的評委們對中國人有種族歧視，因為這個獎曾經授予在世界其他地方從事研究的外籍華人；更不要對我說中國人根本不在乎去爭取諾貝爾獎，因為中國人和中國政府在當今的世界上比任何國家都在乎得到世界的承認。
諾貝爾獎自一九零一年開始頒發物理、化學、生理和醫學、和平等四個獎項，從一九六八年開始，有增設了經濟學獎。截至二零零九年，全世界共有八百零三個個人和二十六個組織獲得這五項殊榮；獲獎者分布在四十個國家。其中有共有九位華人。遺憾的是，這些華人中有八位是非中國公民，而唯一的一位法律意義上的中國公民，還是被中國政府視為敵人並拒絕入境的達賴喇嘛。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認為中國人天生就是智商低下的劣等種族，我肯定不是這樣認為的。如果中國人的智商是世界的平均值，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公民中產生像愛因斯坦那樣的天才科學家的概率應該是五分之一；或者說中國公民獲得諾貝爾獎的人數應該是在一百六十位以上。但是除了一位被中國政府剝奪了公民權的和平獎得主之外，竟然沒有一個中國公民獲得其他的諾貝爾獎項。
不可否認，經濟發展水平是決定一個國家科學研究的先進與落後的重要條件。這是因為科學研究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按諾貝爾獎獲得者與所在國的人口比例看，名列前茅的基本上都是發達國家。但是這並不等於說，一些非西方的發達國家就與諾貝爾獎無緣了。例如，在印度土生土長的拉曼榮獲一九三零年物理學獎。而且許多天才科學家也都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公民。至於諾貝爾和平獎，第三世界國家的獲獎者就更多了。
中國是一個大國，從科學研究的投資看，應該具有小國所不具有的發展科研“規模優勢”。遺憾的是，這種積聚資金的優勢僅僅表現在政府的形像工程上，最為顯著的例子就是二零零八年的奧運會和目前仍在進行中的上海世博會。而在在需要獨立的創造性的科學發現和發明方面，國家和社會無法有效地利用大國的“規模優勢”。
我想一定有更為深層次的原因在解釋中國公民與諾貝爾獎基本無緣的現像。 二零零八年美國科學家錢永鍵獲獎後在台灣的一次講演中說過一段話，可以看作是他對這一問題的思考。他說：“我在美國出生，成長。我是美國科學家，這一點很確定。我不是中國科學家。一個成功的科學家必出於一個開放的社會，自由的環境是培育科學家的要件。”他說得不錯，中國至今無法產生世界第一流的科學家的要害是“缺乏自由的環境”。
這種缺乏自由的環境的根本原因在於專制的政治制度。諾貝爾獎的歷史有一百零九年，其中民國時期三十八年，共產黨執政六十一年。在摧毀本國人民的創造性方面，共產黨比國民黨作的更絕。楊振寧、李政道等人都是在國民黨時期接受完整的高等教育的，至少他們在出國深造後還有獲獎的機會。而在共產黨時代成長的科學家、文學家和經濟學家們，不僅在中國與諾貝爾獎無緣，即使後來再出國深造也與該獎無緣。這是因為他們的創造性早在青少年時代就被嚴重地損害了，這使得他們在與來自世界其他過渡的天才的競爭中處於劣勢。
我為那些被中國的制度摧毀了創造性的學者們感到遺憾，更為仍然遭受這種制度蹂躪的中國感到悲哀。
當這篇評論截稿的最後時刻，劉曉波獲得今年諾貝爾和平獎的消息傳來，我為劉曉波的獲獎感到由衷的高興！也對諾貝爾和平獎的評委們頂住中國政府的無力干擾授獎劉曉波感到高興！劉曉波和他所代表的中國追尋自由民主的力量的獲獎是名至實歸。
這種高興仍然無法抹去我對中國的悲哀，因為獲獎的劉曉波正被鎖在大牢裡，而且他的名字和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在中國的媒體上仍然是一個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