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少江评论:我为中国感到悲哀

十月上旬是公布当年的诺贝尔奖获奖者名单的时候,这是一个全世界庆贺人类文明的进步的季节,也是一个向推动人类进步的科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表示敬意的时刻。但是拥有五分之一世界人口的中国,却基本上与这个人类文明进步的盛大庆典无缘。因此,每年的十月,我都会为中国感到悲哀。

201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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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对我说中国公民没有获奖是因为诺贝尔奖的评委们对中国人有种族歧视,因为这个奖曾经授予在世界其他地方从事研究的外籍华人;更不要对我说中国人根本不在乎去争取诺贝尔奖,因为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在当今的世界上比任何国家都在乎得到世界的承认。

诺贝尔奖自一九零一年开始颁发物理、化学、生理和医学、和平等四个奖项,从一九六八年开始,有增设了经济学奖。截至二零零九年,全世界共有八百零三个个人和二十六个组织获得这五项殊荣;获奖者分布在四十个国家。其中有共有九位华人。遗憾的是,这些华人中有八位是非中国公民,而唯一的一位法律意义上的中国公民,还是被中国政府视为敌人并拒绝入境的达赖喇嘛。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认为中国人天生就是智商低下的劣等种族,我肯定不是这样认为的。如果中国人的智商是世界的平均值,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公民中产生像爱因斯坦那样的天才科学家的概率应该是五分之一;或者说中国公民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应该是在一百六十位以上。但是除了一位被中国政府剥夺了公民权的和平奖得主之外,竟然没有一个中国公民获得其他的诺贝尔奖项。

不可否认,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一个国家科学研究的先进与落后的重要条件。这是因为科学研究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按诺贝尔奖获得者与所在国的人口比例看,名列前茅的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一些非西方的发达国家就与诺贝尔奖无缘了。例如,在印度土生土长的拉曼荣获一九三零年物理学奖。而且许多天才科学家也都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公民。至于诺贝尔和平奖,第三世界国家的获奖者就更多了。

中国是一个大国,从科学研究的投资看,应该具有小国所不具有的发展科研“规模优势”。遗憾的是,这种积聚资金的优势仅仅表现在政府的形像工程上,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二零零八年的奥运会和目前仍在进行中的上海世博会。而在在需要独立的创造性的科学发现和发明方面,国家和社会无法有效地利用大国的“规模优势”。

我想一定有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在解释中国公民与诺贝尔奖基本无缘的现像。 二零零八年美国科学家钱永键获奖后在台湾的一次讲演中说过一段话,可以看作是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他说:“我在美国出生,成长。我是美国科学家,这一点很确定。我不是中国科学家。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必出于一个开放的社会,自由的环境是培育科学家的要件。”他说得不错,中国至今无法产生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的要害是“缺乏自由的环境”。

这种缺乏自由的环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专制的政治制度。诺贝尔奖的历史有一百零九年,其中民国时期三十八年,共产党执政六十一年。在摧毁本国人民的创造性方面,共产党比国民党作的更绝。杨振宁、李政道等人都是在国民党时期接受完整的高等教育的,至少他们在出国深造后还有获奖的机会。而在共产党时代成长的科学家、文学家和经济学家们,不仅在中国与诺贝尔奖无缘,即使后来再出国深造也与该奖无缘。这是因为他们的创造性早在青少年时代就被严重地损害了,这使得他们在与来自世界其他过渡的天才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我为那些被中国的制度摧毁了创造性的学者们感到遗憾,更为仍然遭受这种制度蹂躏的中国感到悲哀。

当这篇评论截稿的最后时刻,刘晓波获得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传来,我为刘晓波的获奖感到由衷的高兴!也对诺贝尔和平奖的评委们顶住中国政府的无力干扰授奖刘晓波感到高兴!刘晓波和他所代表的中国追寻自由民主的力量的获奖是名至实归。

这种高兴仍然无法抹去我对中国的悲哀,因为获奖的刘晓波正被锁在大牢里,而且他的名字和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在中国的媒体上仍然是一个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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