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周運中,早前在微博批判中國人「說假話、造假帳、訂假合同」,指沒公德心因此「中國人不配做人」,指儒家「只有農業宗族狹隘思想」、「缺乏契約精神」,「中國人最喜愛毒害同胞」;而儒家思想是中國歷史的動亂根源,稱不上是思想等;因此被廈門大學指其言論「歪曲歷史事實,損害黨和國家形象,傷害國人感情,逾越師德師風底線,在社會造成極壞影響,與大學教師身份嚴重不符而被解僱。
誠然對今日的中共國來說,說這些會被迫害被解僱是意料中事,一如近日有人在三亞在手機上用微信寫下一句「習豬頭」,就判行政拘留十日,罰款五百元一樣,中國如今利用科技監控言論自由的程度,可謂有史以來最嚴重;然而重點在於周運中所說的真相,正是今日中國最核心的問題,也是自所謂「開放改革」,令「部份中國人先富起來」之後,中國人再也不願面對的問題,結果當然是永遠都無法解決,而無論天災與人禍,都不斷發生。
中國很多人面對這些指控的第一個反應，即會魯迅《外國也有》中的臭蟲論──「凡中國所有的，外國也都有。外國人說中國多臭蟲，但西洋也有臭蟲」； 第二個反應，即為把中國現有的問題，歸納於經濟條件，即這只是經濟財富不均的過渡現象，例如說「當年日本也是如此呀」、「當年美國也是如此」，彷彿「發財」就必然會「立品」，卻完全看不見別國在財富增長的同時，如何在制度上改革與進步。
第三個關鍵的問題，就是在政策邏輯的問題，在「儒家」人性本善的幻想當中，一切制度無法解決的問題，都是人性不夠完美所引致，只要透過人民內在修養的提升，制度就不是問題了；然而西方政制的最基本假設，就是人性本惡是無可救藥，制度就是要監督監察人性以防止其腐化，施政要方便要鼓勵誠實，而不是鼓勵「說假話、造假帳、訂假合同」，這種從根本去根治的思維方式，與所謂「法家」或者嚴刑峻法去罰「造假」是兩回事，但對大多數「中國人」而言，卻以為兩者是同一件事，結果不是空談儒家，就變成了「外儒內法」，而這個「法」卻是惡法，而不是西方的「法治」，而對「差不多先生」來說，永遠都搞不清楚兩者的差異。
至於「缺乏契約精神」，這種思維上的差異，基本上是自小就養成；由父母欺騙小朋友的承諾，到政府欺騙人民的承諾無處不在，凡誠實的就變成了傻瓜，凡欺騙的就變成了巨富，那麼大有大騙，小有小騙，騙外國人毒害外國人，會被發現要賠償損失，騙中國人毒害中國人，要不「沉默的大多數」慣了息事寧人，要不靠權貴打壓不許追究，一如毒奶粉與假疫苗；這些問題既是制度造成，也是文化必須處理與面對的問題；即使華人移民海外的民主國家，這些陋習往往要去到兩三代後才能完全清除，足見文化問題不是制度一改就會自動改變；周運中對中國人的批評，其實正擊中了要害，可惜近年不但是中共的極權打壓，連海內外的華人也因為口袋多了錢，就以為錢多代表正義與正確，反過來指控批判者是「歧視」是「反華」，正是這種思維上的差異，造成今日中國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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