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北京的民主運動,最終共產黨以六四屠殺來結束;比起七年前共產黨以一位民建聯的主席馬力,來為六四屠殺辯護,今日中共在香港「聰明」得多──專責選舉的親共人士紛紛封口,由一些專責作共產黨打手的「愛字頭」成員,紛紛表忠為中共掩飾;如死傷數沒有上千上萬不算「屠殺」,或解放軍也有人死傷云云,荒謬得令人難以置信。
事實上,這些言論隨口即可駁斥。「屠殺」來自英文 Massacre,在歷史上少至五個人的英軍屠殺美洲殖民── 1770 年的波士頓大屠殺 (Boston Massacre),死者「只有」五個人;1623 年荷蘭人屠殺英國人的安汶大屠殺 (Amboyna Massacre),死者也「只不過」是 20 個人。除非有人認為,中國人命比不上西人,否則為何死傷以百計的北京屠殺,不屬於屠殺呢?至於解放軍有死傷,某香港藝人的說法已經回應了:日軍以及德軍在二戰期間也有人死傷,能作為屠殺的合理理由嗎?
六四是歷史傷口,由於中國共產黨至今拒絕承認錯誤,更全面封鎖消息,六四就成為了香港民主運動持續了廿五年的傷痛。這種傷痛力量之巨,曾成為香港民主派人士的動力;曾幾何時,香港的民主運動就由要求平反六四的支聯會,議會的民主黨,以及數萬教師的教協所主導;然而,這「三位一體」的關係,自 2010 年民主黨走入中聯辦,與中共合作通過政制方案之後,近年在香港年輕一代的民主派眼中,已淪為「保守」甚至「投共」的象徵。
廿五年來不變的六四良心──香港支聯會,支持中國的民運人士不遺餘力,這點沒有人可以抹殺;然而,面對香港本土運動,香港人身份認同興起,這些當權派不但沒有順應時勢,令悼念六四的運動變得本土化或國際化,上年反而倒行逆施打出「愛國愛民」的旗號,實際上反而呼應中共近年不斷利用的民族主義。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直指這種口號愚蠢,支聯會常委徐漢光不但沒有檢討,反過來斥責丁子霖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事後徐漢光辭職,可是就有如中共一些所謂「免職」的官員,不到半年又再出任支聯會常委。這種不斷指責外界質疑是「破壞團結」,對內則包庇錯誤的雙重標準,不但無法令人信服,更拖累民主運動以至悼念六四本身。
香港一些本土派在尖沙嘴另行悼念六四,有人提出於廣東道向來港購物的中國遊客宣傳六四等,這些建議本身是有益的,但已受常規僵化的支聯會只把所有新興力量或建議,視之為「分裂」,把改革視之為「敵對」,甚至耳語抹黑任何不配合支聯會當權派的看法,認為均屬「幫中共」等等,情況一如幾個月前教協改選一樣。民主黨的前立法會議員、前教協會長及支聯會常委張文光,一月時接受蘋果日報訪問時,對有年輕勢力「進師盟」參加教協監事選舉,就攻擊對手說「擔心一直擔任支聯會秘書處的教協角色將被改變」;而同時參選教協的徐漢光,則說「當選後一定會監察教協秉持爭取中國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宗旨,不能令教協與中國民主運動切割。」選舉時不斷有耳語批評對手係共產黨滲透,然而上星期三即五月廿八日,教協總幹事葉建源,卻在沒有事先知會泛民主派的情況下,私底下與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就香港政改秘密會面。這種「我可以和北京談判,你們則是北京同路人」的雙重標準的作風,一再令年輕的民主派支持者心碎。
正如壹周刊以及獨立媒體所報導,支聯會是由過半幽靈或冬眠的團體所組成,包括大量已辭職或落選以至離開政壇的「前議員辦事處」,甚至包括一些已親中投共的人士及組織;支聯會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斥責北京迫害異見人士,卻沒有以包容異見的態度去面對同路人的批評以至監察,這種雙重標準的結果,只會拖累整個運動。「要比白色還要白」不但是政治人物的口頭禪,更應成為民主派人士長期審視自己的標準。
維園或尖沙嘴的燭光,不單止屬於香港人或者係中國人,而係普世地球人的;推翻暴政追求民主自由,是廿一世紀人類的共同價值;六四暴政必須被推翻,屠夫必須送上法庭審判,這是人類追求文明的共同願望。(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評論 https://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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