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批判香港本土主義,把矛頭指向陶傑,在昨日蘋果副刊仍堅持說:「本土族群主義的背後,有陶傑先生言論的養份」,成為香港否決政改以外,由政界談論到文壇不止的議題;然而,在口水與朋黨之外,真正的議題卻被遺忘了:一, 所謂「民族性」是真貨還是偽學?二,香港的本土思潮,真的是個別人士之果嗎?
由胡適的《差不多先生傳》、魯迅的《阿Q正傳》、柏楊《醜陋的中國人》的醬缸、陶傑的「小農DNA」,其實都是在批判華人思想的問題,狠狠攻擊「中華文化」影響下,華人的種種陋習的源頭,即華人穿起西裝,駕駛著德國的跑車,西化外表的包裝,都無法改變其內心的「醜陋」。事實上,隨著中共經濟改革三十幾年來,這「民族性」都一再印證其正確--大陸那些富起來的「大款」,可有「發財立品」?可會學識「文明世界」的價值,例如追求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以至種種「普世價值」的美德?不要說遠,單是在個人衛生,以至公德心方面,答案亦顯而易見--有病的就是所謂「中國文化」本身,是華人社會的環境、習慣的潛移默化。
以此路進,套用黃仁宇《新時化的歷史觀--西學為體 中學為用》的方式,早就有了解答--就是思想的全盤西化。香港年輕一代的本土主義,其實就是來自思想日益西化的影響。八年前,我對此提出,這是有如電腦OS作業系統的改變,因為舊有「中式」作業系統,根本無法符合當代文明的要求,其種種有如陶傑所說的「小農DNA」,需要去蕪存菁,甚至全盤摒棄;陶傑的方法是推崇英美的「進步」,對比起華人社會的反智;而年輕本土主義者所追求的,則是和中國文化以至中國,來一個更徹底的否定,這其實不是新鮮事--只不過,近百年前的五四運動再來一次。因此,如果要指陶傑是「本土族群主義的養份」,那麼胡適、魯迅、柏楊等都是。的確,陶傑很受歡迎,但他只不過是道出了民心的潮流,因為在內心深處同樣批判舊思想的,其實是香港人自己,陶傑只是把大家的心聲,以其妙筆引起更大的共鳴而已。
至於梁文道更大的錯誤,就是嘗試在紙上或所謂「理論」,去找出香港本土主義的「養份」,然後,把矛頭指向陳雲與陶傑。觀乎西方歷史,當知道世界各地「民族建構」的過程,多來自一個差劣而不合格的外來政權的殖民統治;香港本土主義的源頭其實只有一個,就是中國共產黨。由於中國共產黨在香港推行大量荒謬的政策,弄至本地年輕一代由生子沒有床位、養子沒有奶粉、教子沒有學位,行街睇戲坐車,以至去樂園也沒有空位,這種絕望的高壓政策本身,才催生了香港的本土主義。梁文道等的錯誤,就有如當年中共把香港「民心未回歸」推去「一報一刊兩枝咪」般,而不是其荒謬的施政,是倒轉因果的本末倒置。沒有政府的倒行逆施、沒有每日遭遇的中港磨擦、沒有中國的殖民統治,陶傑主持多幾多晚《光明頂》或陳雲再寫多幾多本《城邦論》,也不會受到憤怒香港人所追捧。套用香港左翼最常用的一句,請「對準政權」--源頭就是中國政府及其政策。
幻想香港有人可以靠賣書變成希特拉再上台屠殺中國人,實在是歷史與政治的白痴--香港與中國的力量對比,就有如幻想同屬德意志民族的小國列支登士敦、盧森堡,甚至是瑞士、奧地利,可以大屠殺德國人般脫離現實。請不要離地幻想,以為幾本書或者幾個電台節目可以變成毒氣室--希特拉的《我的奮鬥》,是上台後才成為真正的暢銷書,而希特拉可不是靠賣書上台的。(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評論 https://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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