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體制,是地球上的一個奇異點,混合了十九世紀末以至二十世紀初的君王以至皇帝,以及一個表面符合普選定義,卻沒有民主之實的議會;表面擁有民主與法治的新加坡,卻沒有自由以至非常受限的人權,如此奇怪的體制,卻締造出亞洲四小龍的奇蹟,在香港被中共吞噬之後,更在經濟上超越香港,人民活在一個成功的儒家式的大家長體制之中,在現代社會不但前無古人,更是後無來者。
中國共產黨想學習李光耀專政獨裁的秘密,卻不得要領,第一點就是李光耀在真心為新加坡方面,是身體力行的,和那些家人拿外國護照,不斷移民走資的中國共產黨員,根本是兩回事;第二點是在李光耀是真儒家,在其家長威權制度與英式(或他所推崇的日式)行政管理的統治下,消滅了華人各種醜陋的文化,如「髒、亂、吵」,甚至不惜切斷語言的連繫(捧英文,貶華文)。反觀中國由毛澤東時代以至開放改革三十多年,中國人民質素不但沒有任何改善,甚至每況愈下,走出國門隨處大小二便,不但沒有羞恥之心,更反過來惡人先告狀,指控別人歧視;中國人變得愈來愈自私,更隨著經濟成就而變得財大氣粗,中國不但錯失了政治改革的機會,甚至想改善國民質素也變得千難萬難。
李光耀獨特之處,就是其有彈性的現實政治思想,以開明專制統治,有如全世界第一個實行福利制度的──德意志帝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李光耀為國民建設很多地方羨慕的福利制度,如香港人最羨慕的「組屋」,然而這些改革,以至保留議會,不是因為他們相信民主制度,而是認為一個容納反對派的議會,比起完全的獨裁專政,能夠自我完善執政者的錯誤,而加強政權的穩定性。
在這一面,李光耀其實和英治年代的各位港督別無二致,兩者都是透過吸納社會各方面的精英,以至是反對派的精英,去自我完善社會各方面;英式政治藝術的秘密,就是面臨政敵攻擊,即使對方是惡意的,也會從對方的反對之中,抽取合理的部份,自行實現改革,令對方失去反對下去的舞台;反過來,中共繼續維持中國式的政治思想,即把所有問題簡化為「敵我矛盾」,毛澤東思想陰魂不散──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不容任何反對的聲音,認為反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撲滅一切異見,結果就是不會再有改革,餘下的只有革命。
李光耀是歷代華人幻想的「聖人」,把國家的命運交給這些聖人賢者專家,然後不理政治只顧經濟;這種想法,最終還是一廂情願,因為即使新加坡,也無法找到另一個李光耀;其晚年隔代傳位於子,家族生意被受批評,吻合了Lord Acton的名言:「權力令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令人絕對的腐化」;新加坡未來需要的,其實是台灣開放黨禁取消戒嚴的蔣經國,以至真正民主選舉以至達成政黨輪替的李登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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