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評論】 “巴拿馬文件”對中國的衝擊


2016-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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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 梁京評“巴拿馬文件”對中國的衝擊。(粵語部製圖)
Photo: RFA

“巴拿馬文件”是一個歷史性的事件,因為這個事件是對當今世界各國的權貴隱匿和轉移財富的手段,一次迄今為止規模和殺傷力最大的披露,將對21世紀的政治演變發生非常深遠的影響。

我們看到,越是民主國家,特別是民主的小國,這種衝擊就來的越快,越猛烈,而越是專制國家,越是大國,就表現出更大的“抗打擊能力”,就像拳擊中超級重量選手那樣。

那麼,“巴拿馬文件”會給中國帶來什麼衝擊呢?有兩個因素讓一些人認為,“巴拿馬文件”對中國衝擊不會太大。一個因素,就是中國人普遍相信“陰謀論”。已經有了這樣的議論,“巴拿馬文件”對美國權貴網開一面,因此,很可能是CIA的陰謀。我承認,不能排除“巴拿馬文件”是奧巴馬政府策劃的可能性。理由是,CIA確實有這樣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巴拿馬文件”帶來的政治後果符合美國國家利益,因此,奧巴馬有可能找到這一行動的法律依據。這種可能性自然有利於中國當局以“維護國家利益”為名,抵制“巴拿馬文件”對中國的衝擊。

另一個因素,就是“巴拿馬文件”只不過證明了多數中國人本來就相信的東西,中國人不會因此而采取任何有意義的政治行動。等到風潮一過,大家該干什麼還是干什麼。因此,“巴拿馬文件”最終不會對中國政治帶來像民主國家那樣大的影響。

我的看法是,無論從長期還是短期看,“巴拿馬文件”都會對中國帶來很大的衝擊。從長期看,“巴拿馬文件”將有利於各民主國家推動民主體制改革,不僅完善對跨境逃稅的監管和懲治,而且,更會加速對全球金融體系的改革。有學者認為,上世紀九十年代由“新自由主義”思潮推動的金融全球化,是今天全球治理危機的一大根源。現代宏觀經濟學的鼻祖凱恩斯雖然主張貿易自由,卻一直不主張金融全球化。他預見到,放任資本全球自由流動,會對民主政治帶來災難性後果。但以Stanley Fischer為代表的一批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不顧這個明智的“祖訓”,硬是在IMF推動了金融全球化。正如有些體制內學者非常得意地指出的,西方自以為得計的這個決定,最大的得益者其實是中國。

西方人顯然嘗到了這個苦果的滋味,但對那些幸災樂禍的中國人來說,“巴拿馬文件”提出的問題就是,中國究竟從金融全球化得到了什麼好處?這個文件告訴中國人,中國人從全球貿易自由得到的財富,不僅讓少數權貴暴富,而且通過金融全球化把財富轉到了他鄉。“巴拿馬文件”顯示,至少有30%的客戶,來自中國權貴。這其實是比西方更苦的苦果,這個事實必將長期發酵,催化中國變革。而西方變革的進展,也會成為逼迫中國變革有力的外部因素。

“巴拿馬文件”對中國政治的短期衝擊顯然就在於,習近平家屬隱匿財富的行為也被“巴拿馬文件”曝光。習近平說“打鐵先要本身硬”,說明他深知他的道德權威對他領導反腐的重要性。現在,“巴拿馬文件”告訴國人,他自己並不是那麼硬。習近平可以回避對國人的交待,但是否能回避對黨內高層的交待?如果說習近平可以講清楚,他已經對家人采取了措施,中止了他們的不當行為,那麼,對李鵬家族及其他中共權貴家族隱匿和轉移財富的行為,該如何處置?這已經是他無法回避的難題。可以想像,"巴拿馬文件"會對今年中共決定19大領導班子的人選,帶來直接影響。

現在看不清楚的,是"巴拿馬文件"會不會對中共的反腐策略帶來重大影響。中共反腐一直在回避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對那些以所謂“不違法”,但不“正當”的金融手段獲取的巨額財富如何處置?這其實是老百姓非常關注的問題。“巴拿馬文件”讓中共更難回避這個問題,因為繼續回避這個問題的政治後果,會非常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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