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評論】新自由主義的失勢與中國經濟轉型的困境


2016.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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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quote620.jpg 梁京評新自由主義與中國經濟(法新社圖片/粵語部製圖)

IMF上周四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新自由主義:已超賣”,引發了強烈反響。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過去二十年中,IMF一直是新自由主義的重鎮,在推動所謂“華盛頓共識”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有人把“華盛頓共識”概括爲這樣十大方針:壓縮財政赤字、重視基礎設施建設、降低邊際稅率、利率市場化、有競爭力的彙率制度、貿易自由化、鼓勵資本跨國流動、推動國企私有化。IMF的文章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集中在財政緊縮和資本跨國流動這兩個方面,認爲這兩個關鍵政策擴大了社會不平等,從而危及了長期增長,也帶來了資本市場的不穩定。

雖然自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就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強烈,但此次IMF公開發文批評“新自由主義”仍有不尋常的意義。看來,“新自由主義”作爲經濟政策主流話語的時代正在過去,推動這一重大轉折最關鍵的曆史事件,就是今年美國的總統大選。現在看得很清楚,無論誰當選總統,都會對新自由主義的思路做重大調整,若桑德斯上台,更意味著對新自由主義的全面逆轉。

不少人認爲,新自由主義在全球時興的時代,中國是最大贏家。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決策當局對新自由主義並沒有盲從,而是有選擇地利用,令自己在上一輪全球化中,取得了最大的國際競爭優勢。不僅實現了經濟超高速增長,而且大幅度減小了赤貧人口,推動了中産階級的成長。這個說法雖然有道理,但中國是否能成爲最終的贏家尚未可知,因爲中國不僅也發生了非常嚴重的不平等問題,而且,由于中國特殊的政治和社會結構,搞得不好,在這一次新自由主義失勢的全球性大轉折中,有可能成爲最大的輸家。

中國特殊的政治結構不僅表現爲政治專制,同時也表現爲中央集權,而中國特殊的社會結構則突出地表現爲龐大的農民階級。新自由主義在全球時興的一個重大後果,就是極大地削弱了民主政治對資本的制約,但並沒有真正弱化政府對經濟的幹預,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強化了中央政府尤其是貨幣和金融決策當局對經濟的幹預。在中國,這種幹預導致的經濟後果不僅僅是財富向少數權貴的集中,還導致了財富向權貴控制的國企的集中。

因此,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不僅是如何壯大中産階級來減少社會不平等的問題,還要解決新形勢下的三農問題,包括農名工問題。習近平最近對小崗村的視察表明,他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而習近平最近對黑龍江的視察,則表明國企問題的嚴重性。

在美國,批判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力量有一個重要的政治訴求,就是削弱中央政府尤其是貨幣決策當局的權力,擴大州權。我相信,無論是川普上台還是希拉裏上台,一個明顯的趨勢就是增強地方政府調整收入分配,提升社會平等的功能,因爲只有這樣,才能再度激發民主政治的活力,實現新的技術條件下的經濟轉型。

對比之下,中國經濟轉型的困境並不在于缺乏新技術,而在于中央集權的專制體制在增強地方政府的收入分配調節功能上很難突破。自94年稅改之後,中國地方政府幹預經濟的權力其實並沒有被削弱,而是被引上惡行競爭。今天中國出現嚴重的社會不平等與這種惡行競爭有非常直接的關系。習近平的麻煩在于,進一步強化中央集權,無助于解決日趨尖銳的社會不平等問題,而如何分權又沒有可行的思路。

在這個背景下,新自由主義的失勢在中國新一代知識精英中重新激活了馬克思的階級話語。這個趨勢對于沒有地方自治更沒有民主政治的中國來說,並不是一個好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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