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六四都是對中國思想者的挑戰,逼著我們回答一些困難的問題,其中包括為什麼對學生運動如此殘暴的鎮壓都沒有導致中共政權垮台,反而讓這個政權變得空前強大?為什麼"平反六四"似乎遙遙無期,人世間還有沒有公義?六四會不會被遺忘?
對最後這個問題,我自以為想的最清楚,六四不會被遺忘,道理很簡單,因為六四在世界範圍內開辟了一個新時代。這個事件不僅改變了無數中國人的命運,也改變了其他地區和國家無數人的命運,其中也包括許多香港人和台灣人的命運。因此,即使中國人自己想忘記六四,外部世界也不可能忘記。
沒有六四事件,不僅香港和台灣會與今天大不一樣,我相信前蘇聯和東歐也會大不一樣。因為天安門廣場的暴行,成為促使蘇東社會主義陣營迅速解體的一支強催化劑。
如何理解六四在當代世界的歷史意義,則是一個相當困難的問題,原因之一就是六四導致冷戰以驚人的和平方式終結,產生了一系列深遠後果,其中之一就是給中國經濟的崛起創造了機會。應該說,在很大程度上,這個機會是老布什送給鄧小平的,而鄧小平抓住了這個機會。
事後來看,老布什應該有另一種選擇,就是堅持道義原則,一方面帶領國際社會抵制中共暴行,持續施加道德壓力,另一方面則領導西方發達國家支持戈爾巴喬夫改革,幫助蘇聯和東歐渡過經濟轉型難關。但老布什選擇了另一條路線,就是堅持與中國的反蘇戰略聯盟,堅持以資本主義和平演變來改變中國。
雖然很難證明,在對待六四的問題上老布什若選擇另一條路線,世界一定會比今天更好,但老布什的選擇內含的道德、政治和經濟邏輯是今天世界各種危機一個非常深刻的歷史根源,這一點不應有太大爭議。
我的邏輯是,老布什的選擇過多受到了他本人意識形態偏見的影響,從而讓世界失去這樣一個機會,就是讓社會主義的試驗在一種更均衡的地緣政治格局下與資本主義體制進行競爭。而這樣一種競爭格局,有可能在整體上對人類更為有利,包括對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良性演進也更為有利。
這個邏輯可以從冷戰歷史得到支持。如果沒有來自社會主義陣營的競爭壓力,很難理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民權的巨大進步,而冷戰結束以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種種社會和政治問題的積累,則明顯與缺乏有效的外部競爭有很大關系。
就中國來說,表面上中國成了六四之後世界大格局的最大贏家,但如果從長遠看,中國為經濟崛起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世界為中國崛起付出的代價和將要付出的代價也是巨大的。
老布什姑息鄧小平的結果,是給了中國既回避困難的政治改革又能高速發展經濟以機會。當然,誰也不可能想像,中國有如此巨大的潛力抓住這個機會。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港台和海外華人引領國際資本與數億中國農民工直接結合,與中共國家資本直接結合。這個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奇觀,成就了中國的經濟奇跡。
中國奇跡的巨大代價,不僅表現為透支了這個文明的未來,令中國深陷社會潰敗的長期困境,也令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秩序乃至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秩序深陷危機。中國危機和全球危機導致的政治和經濟秩序的脆弱性,是六四不義迄今難以得到糾正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六四問題的最終解決,很可能是一個新的世界大格局形成的結果。雖然經濟崛起給中國領導人歷史性的機會自救救人,推動一個良性互動的新世界格局,但從當局對待六四的態度來看,他們並沒有這樣的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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