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決定把薄熙來事件限制在刑事犯罪的範圍內，而盡量不涉及路線之爭和權力之爭。但如果世人因此知道，薄熙來是一個早有前科、罪惡累累的刑事犯罪分子，這個事實本身對中共政權的殺傷力就無法控制。所有人都會問，為什麼這個殺人犯會如此位高權重？為什麼他能長期不受約束？若被害人不是外國人，薄熙來是不是又要逍遙法外？
為了政治目的，中共是不怕殺人的，但在內部的權力之爭中，中共在奪得政權之前，一度曾滑入太平天國的路徑而幾乎自毀。毛澤東在延安汲取了當年的教訓，才穩住了大批投靠中共的青年知識分子，奪得天下。中共殺人無數卻依然能奪得政權，原因之一是它的對手也很殘忍，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中共把大批窮人引上了殺戮而沒有了退路。
中共奪得天下後，又大肆殺戮，但依然能夠維持政權，一個原因就是人民受到意識形態的迷惑，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成功地實行了人人自危的恐怖統治。文革的結果是，這兩條再也難以為繼。中共在毛去世後得到一個自新自救的機會。但是，六四事件，從根本上動搖了這個機會。
六四事件把中共內部良知尚存的力量徹底邊緣化了。中共的統治者從此形成了一種自我毀滅的心態，那就是凡是有良知的人，就可能成為中共政權最危險的敵人。這種心態即便是中國歷史上多數帝王也不敢有的，因為這完全違背了人類依賴群體而生存的本性。那為什麼中共還能混下去呢？一個辦法就是把全社會引上發財致富的瘋狂，用貪婪來麻醉人的良知。另外一個辦法，就是盡量減少赤裸裸的殺戮，減少政治和社會衝突的暴力烈度。
他們把趙紫陽軟禁起來，從精神上折磨他，但沒有直接從肉體上來傷害他。他們把一批持政治異見人士放逐海外，而不是像毛那樣處以死刑。這些“政治文明”的進步，緩解了對中共專制的反抗烈度，但卻解決不了一個根本的問題，那就是修補中共政權的道義基礎。中共統治者不是不知道這一點，但卻毫無辦法。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領導人的任期有限制。
與北朝鮮的獨裁繼承制度相比，任期有限制度還是有優越性的。事實表明，北朝鮮的獨裁繼承制度要更慘暴，獨裁者有生殺予奪的大權，而任期有限制度則不敢這樣做，因為你今天殺人，明天人家也可以殺你。因此最高領導集團要避免互相殺戮。但是，中共的任期有限制也帶來了一個非常可怕的後果，就是整個社會從上到下都發生無可抑制的道德沉淪。而這種普遍的道德沉淪，必將釀成全面的社會危機，遲早要導致整個政權的傾覆。
中共領導集團的每一個人，尤其是他們的家人都看到了這一點，因此他們都拼命攫取財富，在海外購置資產，安排子女的後路。在這一點上，薄熙來並不例外。但是，薄熙來從這個危機中也看到了自己的機會，那就是利用底層社會的不滿來爭得最高權力。
薄熙來是中共統治階層中公認的“壞人”。為什麼恰恰是統治階層中道德名聲最壞的人，而不是相對比較好的人，認為自己更有機會贏得權力？這是一個十分值得人們去思考的問題。這個事實反映了薄熙來對中共政權整體現狀的判斷，也反映了多數中共領導人的判斷。那就是說，靠個人的道德威望是完全沒有勝算的，“壞人”而不是“好人”在全面潰敗的今日中國更有機會贏得權力。
這一次薄熙來輸了，但這是否意味著薄熙來的大判斷也錯了呢？我希望是如此。不過，如果薄熙來的垮台意味著中共高層的好人要上台，那說明中共專制的末日也就快到了。因為歷史已經表明，專制與道德不相容。一個有良知的人上台，必然加速中共專制的終結。當然，像薄熙來那樣的壞人上台，也可能會加速中共專制的崩潰。兩者的區別可能就在於，前者有機會減少流血，而後者則必然帶來更多殺戮。（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評論 https://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