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評論:溫江村的挑戰

圍繞著新生代農民工犯罪問題,7月7日的《南方周末》發表了一組專題報道,題目是“城市裡的陌生人”。雖然我對內容並不感到意外,但讀到這些可怕的事實仍深感震撼,同時也想到這樣一個問題,這樣有深度的、系統的報道為何此時得以“出籠”?

2011-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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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傅劍鋒顯然數年之前就關注這個問題,並掌握了不少情況,但那個時候的政治氣氛不允許他作這樣的深度報道。為什麼現在就可以了呢?我的判斷是高層的權力鬥爭以及危機的全面惡化,讓這樣的報道有了發表的空間。即將接任的新政治領導人需要發出這樣一個信號,“我接下來的是一個爛攤子”,而即將離任的領導人已經沒有足夠的權勢來阻止對自己不利的報道。於是,進步的媒體人有了機會,發出原來不可能發出的報道。

那麼,這一組專題報道讓外部世界獲得了什麼樣的重要信息呢?這組報道從新生代農民工犯罪這個敏感的視角,讓世界看到了中國經濟崛起的真實代價,而江澤民、朱镕基、胡錦濤、溫家寶這兩代領導人,不僅不想讓外部世界知道這個代價,自己也不想知道這個代價。這就是為什麼這樣的報道難以產生的原因。

這篇報道的主人翁,既是一群新生代的農民工,也是活躍在深圳的搶劫悍匪,他們都來自廣西邊陲的一個貧困村——溫江村。早在2005年,半年之內,該村就有近百人因搶劫而被廣東警方追捕。村中無一人沒有近親是搶劫犯。報道說,溫江村並非孤例。中國的官方報告承認,“新生代農民工犯罪案件約占全國城市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
http://nf.nfdaily.cn/epaper/nfzm/content/20110707/ArticelB12003FM.htm
http://nf.nfdaily.cn/epaper/nfzm/content/20110707/ArticelB12002FM.htm

替中共政權辯護的人,在無法否認這些事實的時候,總求助於這樣一種邏輯,這些代價都是必要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他們喜歡用發達國家早年的經驗和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來替中國各種負面現像辯護。但事實是,中共政權不僅與其它國家不同,而且與歷史上的中國政權也不同。這個政權已經具有了史無前例的管制社會的能力。這意味著,如果當權者明智,並且對後代負責,他們完全有機會,也有可能不讓中國走到今天這一步。

在這個問題上,胡溫的責任比江朱更大,更不可原諒。在90年代,隨著大量使用廉價農民工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日益明顯,廣東在香港和民主國家的支持下,出現越來越多的民間組織,為農民工提供各種維權服務。地方政府雖然不高興,但江澤民並沒有授權他們來系統打壓這些得到外部支持的民間組織。胡錦濤上台之後,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胡把所有民間維權組織,都視為“敵對勢力”的工具,這種完全顛倒黑白和是非的態度,把中國推向了一場深不見底的災難。胡錦濤等於是向地方政府和不良廠商發出了動員令,讓他們放開手腳侵犯農民工的基本權益,放開手腳打擊維權人士。中國的社會生態如同中國的自然生態一樣,在胡錦濤治下發生了不可逆轉的惡變。溫江村的沉淪,新生代農民工的沉淪,只不過是整個國家和社會沉淪的一部分。

溫江村新生代的農民工缺教育,這反而讓他們能以一種最樸素的眼光看到了今日中國的一個基本事實,整個社會權貴的主流都在進行一場瘋狂的大搶劫,而農民工是這場搶劫游戲中的最弱者,是整個食物鏈的最低端。於是,他們以生命為賭注,也加入到這個游戲之中。權貴們的搶劫手段更“文明”,但絕非高尚。

溫家村故事加深了我們對大一統改朝換代機制的理解。近年來,曾國藩幕僚趙烈文預言晚清五十年內“抽心一爛,土崩瓦解”的一段故事屢被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引用,可見大家都看到中國又一輪“大折騰”已不遙遠。但中國人對大一統為何難逃治亂循環依然反思不夠。在這個意義上,溫家村就不僅是對中共當權者的挑戰了。

溫家村故事有一個細節值得許多反對地方自治的人思考。這個細節就是搶匪老大楊成康把本村賭場砸了,理由是“不能把家鄉的年輕人帶壞”。更有一次,他在老家看到有人半路搶劫,上去阻止說:“你們不要在家裡搞,想搞你到外面去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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